其实从古代的衙役到今天的警察，他们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位置并不高，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计并不比普通百姓好多少。警察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他们所行使的公权力，最直观最具有强制力。公权的强制力大小，是要看其对私权的干涉程度，对私权而言，人身权最重要，其次是财产权。能罚款、没收财产、勒令停业的政府部门所具有干涉公民财产权的权力，已经很强大了。而警察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外加罚款，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具有双重强制力。因此，在政府所有类型的公务员中，警察是最具合法伤害力的。所以，“警察施暴”才吸引眼球，这种社会情绪反映的是公民对公权侵害私权的担忧。

由此，警察的身份在许多时候会被舆论放大。就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而言，有人将其比喻成“孙志刚事件”再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起事件中，都是警察打死大学生，舆论突出了两种身份对比。家属在事发地扯起的横幅也大书“六名警察打死无辜大学生”，看来他们对社会信息传播规律颇为了解。但我认为这起事件和“孙志刚事件”完全不同，“孙志刚事件”是警察在执行收容遣送公务时，用公权对私权进行赤裸裸的伤害，是不折不扣的公权力作恶。而哈尔滨这起事件中，六名警察在冲突中打死人，或许可以找公安机关对民警的教育不够、这几位民警有特权思想等等原因，但事件本身并非是公权力在作恶，而是年轻人酒后起了冲突，训练有素的警察，其拳头占了上风。这只能算成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孙志刚事件”则关乎收容遣送的制度是否人道是否违宪。

北京交通台主持人在捷克的遭遇，被一些媒体报道时，同样强化了身份对比，这回还是“外国警察”向“中国游客”施暴，不但有身份对比，更有国籍、民族的对垒，事件从简单的法律层面被放大到政治层面。其实，我认为这起事件捷克警察的作为并无不妥。中国游客在与外国店主因汇率发生争执只能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中国游客即使有理也只能寻求正常的救济渠道，一旦损坏别人的财物就成了治安案件。店主报案警察必须赶到，而要求出示护照被拒绝，警察有权力对其实行强制措施，带回警署进一步调查。捷克警察可没有对待外国人比本国人更加客气的传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马上就有麻烦，店主所在选区的议员和当地媒体不会放过他。至于后来中国外交官出面，捷克警察总长向中国游客道歉，并不说明那位警察办案的程序出错，而是站在一位高级官员的位置上，他更加讲“政治”而已-----尤其捷克曾经和中国社会制度相同，他要考虑两国政府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揣侧，警察总长不会因为那位警察得罪外国游客而处罚那位他，如果警察办案无瑕疵而仅仅因为引发外交纠纷就要无辜受罚，该国的警察工会和自由的媒体决不会罢休的。

发生在中外两起“警察施暴”事件对比后，我倒对哈尔滨那六位警察的命运有了担忧。打死人了，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只能负其该负的责任。不能因为其警察的身份减轻其罪责，同样不能为了平息舆论和社会稳定，而加重对这六名警察的处罚。要解决警察过度受到其身份之累，治本的办法是厘清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警察行使的公权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而非相反，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警察个人的私权才有保障。否则的话，包括警察在内，人人都可能成为公权力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