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想见，在那个各种思潮混涌的时代，张竞生的言论还是很难为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所接受的（女人从来就是失语的，所以她们的感受并不被重视，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他收获了一反一正两个称谓：“性博士”和“卖春博士”。

张竞生的文字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性爱大讨论，他一下子成为人们最关注的人物，人们不止关注他的爱情婚姻观，也关注他这个人。在这些关注的目光中，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特别专注，她就是被称为中国的娜拉的褚丛雪。

其实褚丛雪的目光中包含了中国妇女几千年的渴望――在婚姻中的平等与自由。我想那个时候的褚丛雪在看到张竞生的文章之后的惊讶与欣慰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女性自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就开始被压抑，就像一根越拽越紧的绳子，到这个时候已经扼住喉咙几乎喘不上气来了。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解绳索的人，他的出现让全体中国女性看到了希望。褚丛雪在惊喜之后是仰慕，是渴望，是趋近。

应该说褚丛雪也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了婚姻，嫁给了一个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没什么出息也没什么情趣的小官僚，但她还是逃了出来，逃到了这个让她欣喜让她耳目一新也给她精神刺激的有着迷人光环的留洋博士身边。

当时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在鲁迅眼里，娜拉出走之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褚丛雪应该没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她出走后投靠的是北大教授，那时的北大教授地位是很高的。褚丛雪通过这样的一次攀附，从山西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师而成为著名学人的妻子，并进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这种身份的改变是任何一个想改变命运改变生存环境的女子都乐于选择的。

然而褚丛雪只在张竞生身边呆了二三个月，就又一次离家出走。什么原因现有的资料没有清楚明确交待，但几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张竞生身边，因为她怀孕了。之后他们过了一段可能相濡以沫的日子，但这没算完，娜拉就是娜拉，她争取的是自由，是婚姻中的平等，一旦失去了这些，她还会再次出走的。褚丛雪从张竞生身边第二次出走是在他们逃离北京到上海开美的书店之后，张竞生因为编辑《性史》引起包括南开校长张伯苓在内的一些正人君子的强烈抵制，张伯苓甚至致函警察厅，称张竞生的《性史》“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将《性史》、《女性美》、《浑如篇》、《情书一束》和《夫妇之性的生活》等系数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如此张竞生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只得南下上海寻找出路，却又因开美的书店印刷这一类书籍、介绍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的著作而导致围攻、破产关门。而就在此时，褚丛雪再度别夫弃子，“扬长不顾而去”。张竞生勃然大怒，在自己主编的《新文化》杂志上公开发表措辞强硬的离异广告，又写了一篇《美的情感——“恨”》，辱骂褚丛雪。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让我们看不明白的是不久之后褚丛雪又一次回到了张竞生身边，当然这是在她没有看到张竞生在《新文化》杂志上登载的文章的前提之下，一旦她看到那篇文章，他们的关系就走到了尽头。当然这里头有尊严有自由还有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褚丛雪每次出走之后几乎都是回到她前任丈夫的身边。她像一个摇摆不定的陀螺，在张竞生身边不舒服了就跑回原丈夫身边，在丈夫身边觉得沉闷了就又出逃至张竞生那里。而更有意思的是，褚丛雪的丈夫在经历了男人最不能容忍的失败之后勇敢地拿起了武器，而这武器还拜张竞生所赐――他系统地研究了张竞生的理论，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张竞生可能有理由为褚丛雪的再度出走勃然大怒，因为他为此跟自己远在家乡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毫无共同语言的前妻离了婚，而前妻又因此自杀了。

但是，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关于褚丛雪的第二次出走，不仅有张竞生自己写的《美的情感――恨》，还有一位叫叶正亚的女子在1927年3月14日写给《语丝》编者周作人的信，叶正亚在信中指控张竞生“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去年阴历十月间”，张竞生与褚丛雪“大吵”，“从褚女士所住的三层楼上，直吵到楼下的会客室里，张骂褚说：‘你这个贱女人，我不要了！’骂了又继之以拳，张骂一句就把拳头拔出向对方的头边送过去。”后来，“褚与张已决裂了，但张有条件，须试用保姆一星期后是合适的，才许褚走。不料到试用保姆的第三天，为了一点细事而吵闹起来，张初则骂，继则打，再则翻倒在地下，以脚乱踢，而且说：‘我只许你死，不准你走！’”

褚丛雪在张竞生如此“礼遇”的第二天晚上离家出走的。她的这次出走是为了不再陪伴那样“一个思想混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

我想这大概不会是杜撰的，从褚丛雪一次又一次从张竞生身边出走，我们就可以想见她生活得不快乐，如果张竞生真的实践他的学说，褚丛雪可能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离他而去。一个女人，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是再开放，也不会一次次率性而为，再者，张竞生毕竟有他头上迷人的光环。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过一句很笃实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张竞生用他的性学知识震醒了自己也震醒了一代人，但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能拯救在这方面水深火热的女界，甚至他都没能拯救他的爱人甚至他自己的情感。这就像一个稍有医术的医生，虽然也可以给患者治病，但却无法治愈自身。

纵观张竞生的一生，是既荒诞又痛苦的。其实他不是思想大师，思想大师首先是理性的，是会梳理自己的生活的。但我们应该说他是勇敢的，唐突的。他什么都想拿来试验一下，但大都半途而废了。他有那么前卫的理论，自己骨子里却仍迷漫着传统中国男人的卑劣意识。他一方面用先进的理论去唤醒与教化民众平等爱人，另一方面又以大男子主义行径处世；他一方面把自己的自由放到最大，另一方面又强力限制他身边的女性的言行。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他自己跟自己冲撞着、战斗着，他清楚地知道他不能那样做，而事到临头他又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那样做。于是尴尬出现了，他不仅把自己拖进了痛苦的深渊，也拖累了另一个女子的半生幸福。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