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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与西河学派    2019-03-28 16:38

魏文侯与西河学派

 

    (1)

    公元前430年,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天下,魏国缔造者魏文侯魏斯先生,把魏国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魏郡洹水(今河北魏县),并以邺城(今临漳县)作为陪都。 

  魏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其领土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部分地区,西邻秦国,南接楚国,北连赵国,西南与韩国毗邻,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宋国隔河相望。始都安邑。魏国之先祖,乃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代毕万,因其封国在毕地而得姓。

  毕公高本名姬高,是周武王姬发的异母弟,周初四圣(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毕公高)之一。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毕公高与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等开国功臣一起,护卫武王进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祭告天地,建立周朝,史称西周。武王甫登王位,高擎权杖,论功行赏,将十五弟姬高封于毕原,建立毕国,史称“毕公”、“毕公高”。毕原,亦称毕陌、毕地,位于今陕西宝鸡市扶风、岐山交界处,是周朝祖陵所在之地,《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祭于毕。”《竹书纪年》:“周文王葬于毕,毕西于丰三十里。”

  周成王驾崩,周康王继位,由于毕公、召公等全力辅佐,四十余年未动刑戮,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史称“成康之治”。《尚书·周书·毕命》颂扬说:“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周康王姬钊毕恭毕敬地说:毕公盛德繁茂如江河流布,勤于小事,勇于大任,统率下属,辅佐四代,天下人无不仰望啊!您的巍巍功德,为先王所推崇,晚辈我只有垂衣拱手,如仰望日月,渴盼再续辉煌啦!

  日夜轮转,时光如驶。西周末期,毕国被少数民族政权西戎吞没,其国灭,其民奴,毕公高后裔毕万沦为庶民。毕万不甘心祖业沦落,投奔晋献公诡诸,颇受重用,渐渐浮出江湖,晋升为大夫。前661年,晋献公悍然发动兼并战争,令赵夙为主帅、毕万为副帅,吞并霍(今山西霍州)、耿(今山西河津县)、魏(今山西夏县)三地,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魏氏由此而得姓。魏氏初立,著名卜师郭偃赞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魏国正式开国,始于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至公元前225年为秦所灭,国祚绵延179年。

      魏文侯(前472--前396),名斯,晋国六卿之一魏桓子魏驹之孙,魏国开国君主,公元前445年即位,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与韩康子之孙韩景侯韩虔、赵襄子之侄孙赵烈侯赵籍,三强联手,绞杀晋国,晋身诸侯,推动历史巨轮隆隆转动,埋葬春秋,迎来战国。

  正如俗语所云: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周威烈王为祖传江山分崩离析而暗自饮泣的时候,韩景侯韩虔、赵烈侯赵籍、魏文侯魏斯,三位新晋诸侯王,纷纷弹冠相庆。随着魏国一跃成为诸侯国,魏斯也就此奠定了作为魏国缔造者的地位,史称“魏文侯”。

      刘向《新序》记载了一则魏文侯“反裘负薪”故事,颇为有趣。说有一天文侯出游,看见一个路人反穿皮裘,背着一捆柴火行走,就问他为嘛如此着装呢?那时候人们穿皮草,流行皮毛朝外。那人回答说怕磨得掉毛。文侯说,皮磨没了,毛如何存在呀?桓宽《盐铁论·非鞅》就此议论说:“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这则“反裘负薪”故事,演化成了一句俗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说,“反裘负薪”表现了他的见微知著,那么《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的“文侯从谏”桥段,则表现了他的睿智洞达。前408年,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令太子魏击随军出征,历经两年艰苦鏖战,攻陷中山国首都顾城(今河北定州市),吞并中山全境,乐羊因功封于灵寿(今河北灵寿县西北),太子魏击封为中山君。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文侯有些嘚瑟地问在座近臣:我是咋样的君主啊?众人纷纷颂扬他是仁君,岂料谋士任座亢声说道:您不把中山赏给弟弟,却封给儿子,仁从何来呢?文侯勃然大怒,满脸通红,老任随即离席而去,文侯转脸询问相国翟璜,翟璜回答:您当然是仁君啦。文侯追问何以见得?翟璜回答:“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老翟说,自古道君王仁义,臣子刚直。刚才任座如此慷慨直言,您不以为忤,当然是仁义之君啊!文侯听了十分高兴,下令请任座回来,并亲自下堂迎接,恭请老任在贵宾席就座。

  一件皮裘之反正,不但领略了毛皮之相互依存,还洞鉴了君臣之相辅相成;一句直言之喜怒,不但印证了君权至上,还反衬了君臣关系之冷暖。颖悟如此,洞明如此,当然是魏国之福音。文侯在位50余年,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西击强秦,攻占河西地区,北略赵地,伐灭中山国,长剑东指,屡挫齐军,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霸主。《史记·魏世家》载,那一年,秦欲伐魏,有人告诫秦君:“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秦君于是打消了伐魏之念,文侯由此享誉于天下。

      前396年,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继位,史称“魏武侯”,他子承父业,早期南征北战,还算有所作为,叵耐他控御无道,老臣或病亡,或出走,致使人才流失,星辉黯淡,国运日渐驰糜。朱元璋《明太祖宝训》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

  朱元璋以楚庄王熊旅与魏武侯魏击为例,来比较君王的“控御之道”。他说,两人智略相当,驭下有术,结果却背道而驰——楚庄王之谋,群臣莫测,他面露忧色,“忧其不足”;魏武侯之谋,群臣莫测,他兀自窃喜,“矜其所长”。窃喜者淫佚相随,“败日至矣”;忧戚者虚心纳谏,“虚心受人”,群臣进良言,献良策,焉有不胜之理乎?

 

  (2)

  史入战国,七雄争霸,魏文侯一马当先,跃居时代潮头,其兴盛之理,成功之道,当然值得后世借鉴。透过历史烟雨,我们恍然看到,魏文侯即位之后实施“三大战略”,即人才战略、改革战略、文化战略,彰显了他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引领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魏文侯登基不久,首先实施“人才战略”,他在魏国别都洹水大张旗鼓修筑了一座礼贤台,以招揽天下英才。礼贤台亦称“魏台”,明代正德《大名府志·古迹》云:“魏县魏台,相传魏文侯所筑。”礼贤台高耸入云,八方英才纷纷来归,魏成子、翟璜、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等,高贤云集,争奇斗艳,其中,魏成子与翟璜,更是举足轻重。

      魏成子,亦称季成,魏文侯的弟弟,以贤明著称。翟璜是一位富有韬略的政治家,以善于识拔人才著称,为相30余年,推荐吴起为将,屡破秦军,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推荐自家门客乐羊为帅,铁骑踏灭中山国,一战成名;推荐李克镇守中山,确保邦国平安;推荐西门豹为邺令,演绎“治邺”传奇,邺城从此成为魏之重镇;推荐屈侯鲋为太子师傅,助其健康成长。

  翟璜先生举贤若渴,举国称颂,可是,谁能料到,在他出任国相之前,还曾受到过李克的严词批评呢。

  《史记·魏世家》载,当初魏文候遴选相国,在弟弟魏成子与心腹大臣翟璜之间犹豫不决,便请教李克先生,李克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平常时看他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时看他举荐哪些人,失意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困时看他舍弃哪些东西——李克先生的这“五条标准”,可谓洞悉人性之幽微与宦海之微澜也。

  按照以上“五条标准”,李克举荐魏成子为相,尔后径直来到翟璜家里通报此事,岂料翟璜勃然变色,历数自己举荐吴起、乐羊、西门豹、屈侯鲋、以及李克本人的“辉煌业绩”,质问李克:“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李克正色道:“您当初向君王举荐我,难道就是为了结党营私谋取相国高位吗?”如此一剑封喉,翟璜哑口无言,李克历数成子的种种贤明之举,奚落说:“您拿什么跟成子比呢?”翟璜听罢,纳头便拜:“璜,鄙人也,失对,原卒为弟子。”俺老翟是粗人一枚,胡言乱语,愿终生拜先生为师!

  这位李克先生,是魏国早期政治家,颇富韬略,翟璜曾推荐他出任中山相国,有人将他与改革家李悝混为一人,不确。太史公这段记载,李克先生凌厉,率直,恰切,不负举荐之恩;翟璜始怒之,后敬之,并当场认错道歉,魏国官场之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检视一下翟璜先生推荐的两位帅才,乐羊与吴起,却是古代两位令人嗟叹的“残忍之人”。

  乐羊起初是翟璜的一介门客,《战国策·中山策》载,前408年,翟璜举荐乐羊为帅,率军进攻中山国,“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两军对垒之际,乐羊之子乐舒正在中山国为将,中山国君姬窟为阻止魏军,下令诛杀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享用”。乐羊端坐大帐内,大口吞下肉羹,尔后断然下令进兵,三军奋勇杀敌,连连奏凯,直至荡平中山国。魏文侯奖赏乐羊的赫赫战功,将其封在灵寿,私下却认为他过于残忍,缺少骨肉之情,“乐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乐羊啜羹”,从此成为“残忍”之史例。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兵家代表人物,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他早年在鲁国时,正逢鲁国与齐国开战,鲁国打算起用他为帅,“鲁欲将吴起,吴起取(娶)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他杀死亲爱的老婆,以解除鲁人的疑虑,这才得以出任统帅,虽然击溃齐军,却受到鲁人恶评:“起之为人,猜忍人也。”

  后来,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便前往效命。文侯为此咨询李克,李克说,吴起贪婪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司马穰苴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史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李克说吴起军事才能超过司马穰苴,评价甚高,文侯随后拜吴起为将。吴起与士卒同甘共苦,“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他的“吮疽”之举,惹得士兵老母嚎啕大哭,说当年吴大帅曾“吮”其老公,老公为之战死,今又“吮”其子,我儿命休矣!

  公元前409年,吴起奉命率军西征,一举攻克秦国西河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占领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东南)。次年,吴起再次出击,攻克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加上此前占领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魏国全部拥有了西河地区,设立西河郡,由吴起担任郡守。

  据《吴子兵法》记载,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与各路诸侯大战76次,大胜64次,其余不分胜负。是否自吹自擂,不得而知,但胜多负少,是可以肯定的。齐湣王七年(前294年)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官居西河郡守许多年,名震天下,魏君遴选丞相,选中了逃亡而来的齐国贵族田文,即孟尝君,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吴起很不服气,与孟尝君作了如下一番对话——

  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

  (统率三军,士卒奋勇,敌人不敢进犯,先生与吴起何如?)

  文曰:“不如子。”

  (我当然不如先生。)

  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

  (治理百官,亲近百姓,充实国库,先生与吴起何如?)

  文曰:“不如子。”

  (我当然不如先生。)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

  (镇守河西,秦兵不敢东下,韩国赵国彬彬致礼,先生与吴起何如?)

  文曰:“不如子。”

  (我当然不如先生。)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

  (这三条,先生均在吴起之下,而官居吴起之上,究竟为嘛呢?)

  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

  (君主年少,国家大局未定,大臣猜忌,百姓涣散,在这样的时候,应该谁来维持大局呢?是您,还是我?)

  吴起默然良久,说:“属之子矣。”——孟尝君与吴起的这番对话,值得玩味;将帅与相国,需要的格局是大不相同的。

   

  “人才战略”取得极大成功,天下英才云集,魏文侯乘势而上,任用改革家李悝,实施“改革战略”。李悝是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法家代表人物,他反对礼制,崇尚法制,认为世人“好利恶害”,主张“不法古,不循今”,实行商鞅之“法”(健全法制)、申不害之“术”(驾御群臣)、慎到之“势”(抢法处势)相交融的改革方略,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特权制度,实行论功行赏,奖励有功之臣;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善平籴”新政,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随着改革推行,国家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日趋繁荣,《史记·平淮书》:“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李悝著有《法经》,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云:“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贼法》两篇列为法典之首。这部法典虽已失传,余绪犹绵绵不绝,对后世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才战略”与“改革战略”的实施,使西河地区出现了一片莺歌燕舞的可喜局面,“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为实施“文化战略”创造了必要条件,催生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西河学派”的诞生。

 

      (3)

  略其地,毁其城,灭其族,乃古代战争之“三部曲”。诛戮杀伐,惨烈暴虐,自古皆然。魏文侯的不凡之处,就是占领西河地区之后,上演了“武力维稳、政策攻心、文化渗透”连番好戏。他首先下令把魏国各项便民政策带到西河,造福百姓,博取民心,稳固政权,然后进行文化渗透,拜大儒子夏为师,使“西河学派”雏形乍现。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门十哲”之一,比孔子小44岁。他是一位思维特异、神采炫丽、翩然若孤鸿的古代思想家。《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论子夏:“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子夏对其师孔子倡导的“克己复礼”不甚感冒,喜欢卓尔不群,遗世独立。他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

  史载,子夏生而贫困,饱尝艰辛,如悬崖之虬枝,寒凉而不萧瑟;对于尘世波涛,默察之,神思之,炙烤之。贫寒如鸿,高飞九天,其翼若垂天之云,笼盖八荒。《说苑·杂言》说他“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鹑,神鸟也。《山海经》:“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禽经》:“赤凤谓之鹑。”赤凤之飞,其翼翻腾,子夏先生之神采飞扬,可以想见也。对于贫困,他安之若素,并为之自豪:“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有人劝他做官发财,他嗤之以鼻,说君子怎么可以跟跳骚一样,“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对于芸芸尘世,碌碌世人,他公然宣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在他眼里,诸侯与大夫,如粪土矣。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行迹的一部书,生动可读,晏婴对几位孔门弟子的评论,别具一格:“故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与季次、原宪在一起,可以振奋精神,清廉自守;与颜回等人在一起,可以积德行善,修为敦厚;与子路、子夏在一起,则可以舒筋活血,免于“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子夏之气像、胸襟,昭然若揭也。

  魏文侯继位不久,其弟魏成子向他举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大咖,文侯立即行动,拜访三位大师,“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吕氏春秋·察贤》)。吕不韦先生对此感叹说:“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他说,天下的贤明君主,何苦非要殚精竭力忧劳身心,只要掌握治国之道就可以了,就像冰霜雨雪顺应四时之变幻,万物就会蓬勃生长,百姓安乐,病邪逃窜,灾祸不生,天下嫣然矣!

  遗憾的是,这时的子夏先生,已年届百岁,长髯如雪,且由于老年丧子,嚎啕不止,哭瞎了双眼。羸弱如此,何以为师?可是,魏文侯固请再三,其诚恳之情如山岳,实在难却,子夏只得推荐弟子段干木,代替自己出山。叵耐老段颇肖其师,不愿出山,待文侯乘着月色前来拜见时,他尊从“不为臣不见君”之古训,竟然从屋后跳过墙头逃走了,“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语)。

      段干木(约前475--前396),姓李,名克,是否是魏文侯屡次请教的那位“李克先生”,史无明载,不得而知。他封于段地,为干木大夫,故称“段干木”。《通典》云:秦州上邽县(今甘肃清水县)有段谷水,蜀汉姜维曾在这里被魏将邓艾击败。段地大约在这一带。段干木早年曾为牲畜交易经纪人,谙于市侩,后来投师子夏门下,日夜精进,“声驰千里”;他的数名好友先后出仕,只有他隐居云霄间,不肯出山,“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吕氏春秋·下贤》)。魏文侯月夜拜访扑空,并不气馁,每次车驾从段干木家门前走过,他就站在车上,扶轼致敬,以示其诚。《淮南子·修务训》载,文侯的车夫不屑地说,老段不过是个布衣之士,君王每每致敬,太过了吧?文侯说:“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已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文侯说,段干木“光于德”、“富于义”,而我“光于势”、“富于财”,“势”轻于“德”,“财”逊于“义”,我每天都自惭形秽,你小子怎么敢轻视他呢?——成语“干木富义”,由此而生也。

  田子方,姓田,名无择,字子方,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其缥缈气度,犹如高天云岚。《庄子·田子方》载,一次,文侯与子方对坐,询问子方的老师是谁,他不提子贡,却说是东郭顺子先生,“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东郭顺子先生高邈入云,田子方不敢提及姓名,令文侯惭愧不已,“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梗耳,夫魏真为我累耳!”他说,我听了东郭顺子先生之作为,浑身麻酥酥不敢动,口齿慢吞吞不敢言,我学的那些劳什子啊,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土坷垃,魏国要为我的无知所连累啦!

  后来,也许是被文侯的弥天之诚打动,也许是被“帝王之师”的弥天高帽撼动,子夏像一片远古祥云,飘飘悠悠来到西河,做了魏文侯的老师,并在这里开坛讲学,引得无数粉丝呼啦啦涌来。此后,他的一干弟子,段干木、公羊高、谷梁俶,先后出仕,鬼谷子的门徒公孙衍、庞涓等人,也纷纷慕名前来,一时之间,西河地区云蒸霞蔚,英才云集——华夏文化之中心,由此实现了一次大转移,从孔夫子的老家鲁国曲阜,悄悄转移到了魏国西河地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河学派”。

  那时候,尽管子夏先生垂垂老矣,双目失明,依然精神矍铄,蓬勃如昂扬之秋草;段干木、田子方、公羊高、谷梁俶等才俊,英姿勃发,轮流登台授课。

  概括“西河学派”之特点,其一,无贵贱之分,彰平民意识。在河西讲坛上,平民出生的士子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譬如,乐羊、西门豹、公孙衍、庞涓是来自魏国的平民,吴起、李悝是来自卫国的平民,翟璜则出身西部少数民族戎狄部落,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在西河学堂上聆听先辈教导,日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二,传承儒学,弘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正如《周礼·保氏》所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公羊高与谷梁俶,皆精于研磨《春秋》,只是角度不同,公羊高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与“大义”,著成《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谷梁俶侧重《春秋》之“义理”,论事较为平正,客观,著成《春秋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这两部古籍,均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其成书过程,也大体相近,开始只是口口相传,直到很久之后的西汉时代,才“著于竹帛”,传之后世。他们两人都注重孝道,培养的是以重礼重孝为代表的“掌礼之儒”,其弟子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其三,谋求仕进,推动发展,各国士子蜂拥而来,谋求以知识做敲门砖,叩开巍峨王宫,飞黄腾达,如此一来,就促使“济用之儒”跃上潮头,为魏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培养、储备了大批官员。

  应当说,当时集聚在西河的这批士人,都是中国古代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段干木、田子方两位,与文侯亦师亦友;段干木由于早年的市井经历,沾染了商人奸猾狡诈的坏习气,《吕氏春秋》把他与颜涿、子石、索庐参、子张等“污点人物”相提并论,斥为“刑戮死辱之人”。由于这段“非凡经历”,他传授的学问极具功利主义色彩,将学问与官位、市场价值融为一体,既经济,又实惠,成为所谓“经世济用之学”,培养了一批官僚政客,如公叔痤、公子卬等,后来都成为魏国官场中的佼佼者。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学“六艺”,还包括子贡的学说,以及纵横之术与经商之道。公孙衍和庞涓等受鬼谷文化影响较深,后来成了鬼谷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战将吴起对公羊高、谷梁俶的春秋学说颇为不屑,认为他们是腐儒之见,他根据自己的战争经历,写了一本阐发《左氏春秋传》要义的专著,与两位大佬抗衡,叵耐魏文侯虽然欣赏他的军功,却不喜欢他的学问,导致公羊与谷梁两派一直占居上风,令吴起感到十分郁闷,却也无可奈何。

  蔼蔼夕阳晚,西河落霞辉;万物随流水,孤鹜何处飞?

  (201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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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蔼夕阳晚,西河落霞辉;万物随流水,孤鹜何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