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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阁与白虎观    2019-03-22 12:27

石渠阁与白虎观

 

      1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诏进京,回答皇帝的提问,成为轰动朝野的大事,史称“贤良对策”,亦称“天人三策”。他在三次对答中,系统阐述了“天人相应”学说,论证了神权与君权之关系,主张实行“大一统”,加强君权专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一听,正中下怀,随后下令实行,导致天下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此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由此急速膨胀,立五经博士七家:《齐诗》、《鲁诗》、《韩诗》、《欧阳尚书》、《侯氏礼》、《杨氏易》、《公羊春秋》。《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天下派系林立,大师盛行,杂说喧嚣,导致思想学术界一片混乱。

      到了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刘询眼见学界纷争不断,故事迭出,弄得鸡犬不宁,就将各派经学大师召集到皇家图书馆石渠阁开会,令他们自陈主张,然后亲自裁决,“论定五经”,史称“石渠阁奏议”。

      石渠阁,亦称“石渠”、“石阁”,中国古代著名建筑,位于西汉京城长安皇宫内未央宫之北侧,是朝廷开展学术交流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自觉统治日趋稳定,便令丞相萧何亲自出马,在秦代章台宫遗址基础上监造一座堂皇大殿——未央宫。未央宫坐落在京城地势最高的西南角龙首原上,规模宏大,气象峥嵘,总体呈长方形,四面筑有围墙,总面积是北京紫禁城的六倍,殿阁嶙峋,亭台起伏,池苑飞瀑,异彩纷呈,其匠心独具的建筑风格,对后世皇宫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建造未央宫的同时,还在北侧修建了两座附属建筑,即天禄阁与石渠阁。石渠阁位于东,天禄阁位于西,两阁相距520米,东西相望,气息相通,均为皇家文化活动中心。石渠阁因“石渠”而得名。所谓“石渠”,就是用石头构建石渠,事见《三辅黄图》卷六《阁》:“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道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砻”,木制农具,用以脱稻壳,形状如磨;“砻石”,动词,垒砌石头建渠沟,即下水道,官称“御沟”。“石渠阁”之名,由此而来也。

     《三辅黄图》亦称《西京黄图》,是一部谜一样的古代地理典籍,历来有三个“说不清楚”,一是作者说不清楚,不知何人所作;二是时代说不清楚,不知何时所写;三是原著为何失传、今本何人编纂说不清楚。尽管簌簌书页上笼罩着片片浓重疑云,这部书却是研究西汉都城长安、秦朝都城咸阳、以及西部地区风物的重要典籍。

      秦朝末年,沛公刘邦率军攻入咸阳,掀翻秦朝,萧何率领麾下一溜烟冲入皇宫,不抢金银财宝,不掠宾妃宫娥,却是搜集皇家图书典籍和历史档案,然后一股脑儿运回京城长安,妥善保存,后来收藏于天禄阁与石渠阁中。

      遥想当年天地动荡,战火纷飞,百兽奔窜,秦廷土崩瓦解,萧何像强盗一样掠得秦代馆藏典籍,使许多宝贵典籍躲过了后来项羽焚毁秦宫的猎猎火焰,得以流传后世,堪称居功至伟矣。西汉大学者刘向曾在天禄阁整理典籍,著书立说;太史公司马迁为撰写《史记》,也经常在这里流连,查资料,寻线索,追踪先人足迹与历史风云。

 

      (2)

  历史的车轮隆隆转动,历史进入公元前 51 年,汉宣帝刘询在位。

  刘询原名刘病已,是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虽属天潢贵胄,早年命运却很悲惨。汉武帝末年,“巫蛊之祸”爆发,襁褓中的刘病已被抛进血泊之中,其祖父刘据、父亲刘进同时被杀,其余家人尽遭屠戮,嗷嗷待哺的刘病已也被关进监狱,幸得监狱长丙吉百般照拂,九死一生活了下来。元平元年(前74),权臣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扶立18岁的刘病己即皇帝位,是为汉宣帝。他承六世之基业,励精图治,轻徭薄赋,惩治贪腐,振兴百业,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民生富庶之新局,使西汉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孝宣之治”,亦称“孝宣中兴”,《汉书》颂扬他“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这样一位“中兴之主”,还做了两件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颁行《史记》,二是召开“石渠阁奏议”,论定“五经正义”。

     《史记》告竣后,司马迁自知不合时宜,自称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君”。汉武帝拿来审阅,见书中对老爹汉景帝刘启和自己多有批评之语,勃然大怒,下令删削,流传下来的《史记》,“景帝(刘启)本纪”与“今上(刘彻)本纪”只存篇目,内文已不知去向。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成年后嫁给了御史大夫杨敞,两人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较有作为,宣帝时担任左曹,后因告发霍光子孙谋反有功,封平通侯,升任中郎将,他开始向宣帝陈述外祖父司马迁的著作,得到宣帝支持,《史记》得以公开传布。对这件事,《汉书·司马迁传》的记载是——“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在古代,一部书能否流传,当然取决于当权者恩准与否。像《史记》这样对汉朝历代统治者直言讥刺批评的“谤书”,被扼杀于摇篮,一点也不奇怪;何况,此书曾经触怒宣帝之祖汉武帝,武帝下令删削之余,扣下来不令传播,也是史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宣帝下决心为《史记》“解禁”,把这部巨著从“囚笼”里释放了出来,并公开出版发行,也是难能可贵了。

  甘露三年(前51),面对天下大师林立、纷争不断造成的思想混乱,汉宣帝为了统一思想,加强统治,诏令在石渠阁召开儒家经学会议,解决意识形态面临的混乱局面。刘向、萧望之、施雠、韦玄成、周堪、薛广德、林尊、张山拊、梁丘临等23位儒林士子,应诏赴会。

      这份与会者名单,囊括了当时的博学鸿儒,两位龙头老大,谏议大夫刘向与太子太傅萧望之,更是学识渊博,各逞异彩。刘向乃楚元王刘交之后裔,以著作宏富闻名,《战国策》《列仙传》《列女传》《新序》《说苑》广泛流传,影响深远。萧望之以清拔高洁著称,那一年,大将军霍光秉政,丞相丙吉推荐他与王仲翁等儒生为官,霍光一一召见,进见者都要露体搜身,由侍卫左右挟持而入,萧望之深感屈辱,转身就走,霍光闻声召见他,望之昂首进来,劈头盖脸一顿批评,说将军您以功德辅佐幼主,天下之士翘首膜拜,岂料受到如此对待,恐怕要大失人望啊!霍光默然,心底的恼火滋滋燃烧,于是弃之不用。王仲翁被补录为大将军史,三年后升任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被分配看守皇宫小苑东门。王仲翁每每前呼后拥出入此门,趾高气扬地喊他:“老萧自命清高,看守大门,大材小用啦!”望之淡然一笑:“哈哈!人各有志,小心马失前蹄啊!”

  这次会议的记录,汇集成《石渠议奏》一书,亦称《石渠论》,共155篇,可惜失传,唐代杜佑《通典》收录若干片断,譬如,关于“宗子孤为殇”、关于“请射告主人者”、关于“父卒母嫁,为之何服”、关于“君子犹大夫也”,诸如此类玄而又玄的问题,都在会上展开热烈讨论,宣帝不时插话,以引导舆论。且看《通典·石渠礼议》关于“宗子孤为殇”,可以略窥当时之情形——

  太子舍人闻人通汉说:“因殇而见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为殇,亦不为孤,故因殇而见之。”

  博士戴圣说:“凡为宗子者,无父乃得为宗子,然为人后者,父虽在得为宗子,故称孤。”

  宣帝质问通汉说:“因殇而见孤,冠则不为孤者。《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

  通汉回答:“孝子未曾忘亲,有父母、无父母,衣服则异。《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冠也。”

  宣帝又问:“然则子无父母,年且百岁,犹称孤不断,何也?”

  通汉回答:“二十而冠不为孤,父母之丧,年虽老犹称孤。”

      这样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堪称“神仙会”,各路大神先陈述自己的意见,然后经过讨论,争论,辩论,驳论,进而达成共识。宣帝于百忙中亲临石渠阁,与各位展开对话,并发表了高瞻远瞩的重要讲话,为天下儒学指明了前进方向;与会者一致表示,要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汉宣帝周围,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协调一致,沿着宣帝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

  会议“论定”的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经杂议》18篇,《书议奏》42篇,《礼仪奏》38篇,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套完整的法典。当初,汉武帝喜欢读《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就诏令太子刘据研习这部经典,此事风传开,《公羊传》一时风行天下。刘据后来却喜欢《谷梁传》,亦即《春秋谷梁传》,私下悄悄学习,宣帝听说祖父喜欢这部经典,于是大力推荐。萧望之刘向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辨析《公羊》、《谷梁》之异同,大家纷纷倾向于《谷梁传》,这部古籍由此胜出,国家专门设立了研究这部经典的学官,所传讲的“微言大义”,自此流播天下。据说,《谷梁传》在战国时代一直是口耳相传,最初的传授者名叫谷梁俶,曾师从孔子弟子子夏,但目前学界对此说尚有争论。

  历史地看,所谓“石渠阁奏议”,是一次团结圆满的会议,也是在宽松包容政治气氛下召开的一次民主和谐的会议,经过大家共同讨论,各抒己见,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有汉一代的思想意识,堪称后世之范也。

   

  (3)

  一个世纪之后,历史进入东汉章帝刘炟时代,儒学又产生了许多分歧,纷争不断。其一,今古之争。西汉末年,大学者刘歆在皇家图书馆秘室发现了古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古籍,打破了董仲舒倡导的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开启了古文经学研究新途径,也同时引爆了今古经学两派论争,自此以后,今古两大学派激烈争斗,互相怒怼,难分高下。其二,谶纬勃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早期为政清明,经济繁荣,同时大兴儒学,推崇气节,开创了“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光武中兴”新时代;然而,他像许多封建统治者一样,晚期刚愎昏庸,痴迷谶纬之学,并于中元元年(56),正式把谶纬之学确立为皇朝之主导思想。儒学与谶纬媾和,结出的,必然是一枚不伦不类之妖果,引起了天下思潮的极大混乱。

      建初四年(79),校书郎杨终上书汉章帝刘炟,建议依照汉宣帝时代的“石渠阁故事”,再续前朝之议,以达到思想统一。他说:“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

  在东汉诸帝中,继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之后登基的汉章帝刘炟,政声颇佳,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事从宽”、“好儒术”,“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与其老爹汉明帝刘庄共铸辉煌,史称“明章之治”。然而,他无原则地宠信皇后窦氏,放纵外戚,为后来的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埋下了祸根。章帝驾崩后,窦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窦氏外戚势力恶性膨胀,导致东汉王朝急转直下。

  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当然不会允许天下思潮浩流纵横,就像百鸟齐飞,迟早有一天会飞向天涯,剩下皇帝老儿孤家寡人跳独脚舞嘛。他一见杨终奏疏,实在切中肯綮,立即下旨,召集各路大神到白虎观开会,“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讨论五经之异同,由章帝亲自裁决。

  据记载,白虎观在洛阳皇宫北宫的白虎门内,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活动交流中心。这次会议于这年十一月召开,寒冬腊月,漫天飞雪。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与会者有魏应、贾逵、班固、淳于恭、杨终等。蹊跷的是,会议即将开始之际,会议的倡导者杨终先生却始终不见踪影,众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对此咄咄怪事,《后汉书·杨终传》只有简单一句:“会终坐事系狱。”杨终先生因为“坐事”,被羁押在狱中,至于他因何事、于何时入狱,不得而知。范晔先生一个马虎眼,后世也就只好跟着马虎下去吧——杨终先生当时正在狱中,与会的班固、赵博等人轮番上表陈情,章帝勉强点头,他这才伤痕累累地走出大狱,惴惴不安地来到了会场上……

  其实,这位杨终留名青史的,并非建议召开“白虎观会议”,而是他奉皇命删削太史公的《史记》。《后汉书·杨终传》有一句话十分扎眼:杨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万余言。”《史记》煌煌五十万言,被他大笔一挥,删削为十余万言,对这部古籍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劫;作为帝国钳制舆论的一道“防火墙”,杨终如此戕害史籍,堪称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啊!

  白虎观会议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一是五经章句烦琐,必须删繁就简;二是派系众多,门户相讥,需要“共正经义”,统一理论。会议的形式十分独特,由五官中郎将魏应先生遵照皇帝之旨意,现场发问,由侍中骑都尉淳于恭先生代表诸儒,一一作答,最后由章帝裁决。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一个多月,班固以史官兼会议记录的身份与会,并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作为官方钦定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之核心,就是充分肯定了“三纲六纪”的指导地位,“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会议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将皇帝老儿抬上云端,化身为神;将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杂糅,使传统儒学趋近缥缈神学,“圣经”成了白云缭绕之“天书”,孔子成了呼风唤雨之“神人”,当然就更具诱惑力与迷惑性啦!

  作为会议记录的《白虎通》,共有四卷,其间杂说纷纭,清浊并流。关于天地万物生成,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关于阴阳五行,曰:“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行,尊于天也”,等等。

  《白虎通》第一篇曰:“爵”。第一个问题是:“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意译一下,就是:什么叫天子?答曰:皇帝把天作为父亲,地作为母亲,所以称为天子。又问:历代的帝王,德行有好有坏,为什么都称为天子?答曰:因为他们都是天所任命的,所以统称为天子。逻辑如此强悍,令人无语也。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该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思想,起着法典的作用”。

  从西汉到东汉,日升月落,朝代轮换;从石渠阁到白虎观,春秋寒暑,阴晴交替。历史虽然轮回,但并非简单重复。正是在这一时期,班固写出了著名的《两都赋》。两都,指西汉都城长安与东汉都城洛阳。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西汉遗老们认为,西京长安乃先帝旧京,皇脉隆盛,呼吁迁都长安,直到汉章帝晚期,迁都的呼声还一度甚嚣尘上,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班固不赞成迁都之议,《两都赋》的创作,在于表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事关重大的论争。《西都赋》将长安城之壮丽宏大、宫殿之华美奇伟熔于一炉,作者的恢宏才华与古都的城阙霞辉共驰骋;《东都赋》则宣扬洛阳“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此赋音韵犹似庄严步武,雅丽雍容,仿佛浸染了中兴东京与古老西京的帝王之气。

  作为后之来者,吾辈西望石渠阁,遥见汉宣帝之“孝宣之治”;东眺白虎观,恍见汉章帝之“明章之治”,唉!千万里追寻,不过是为了圆一场繁华之梦呵!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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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03-22 12:41         【举报】
宣帝于百忙中亲临石渠阁,与各位展开对话,并发表了高瞻远瞩的重要讲话,为天下儒学指明了前进方向;与会者一致表示,要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汉宣帝周围,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协调一致,沿着宣帝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