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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作文士何言悔    2019-01-17 08:16

耻作文士何言悔

 

     (1)

   若说范晔撰著《后汉书》是出于一场意外灾祸,似乎有些捕风捉影;然而,毕竟还有些史实作为依据呢。

   那是元嘉九年(432年)冬天,代晋而起的刘宋王朝兀立江南,且已进入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其异母弟、彭城王刘义康执掌朝政。此前,刘义康与王导的曾孙王弘同为宰相,联袂执政。王弘,字休元,史称“年少好学,以清悟知名”,身居高位,不营财利,“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文帝誉之为“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宋书·王弘传》)。由于体弱多病,多所谦让,天下大事,尽归义康裁决。王弘辞世后,加之文帝龙体欠安,对义康愈加倚重,一切朝政事务,包括高级官员的提拔废黜,尽归义康裁决,“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宋书·刘义康传》)。义康官邸司徒府门前,每天冠盖云集,车马如龙,求见者络绎不绝,无论贵贱,他一律亲切接见,耐心听其诉求。他聪警异常,记忆超群,但凡见面,终生不忘,偶有交集,则直呼其名,或略陈其事,“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样一位炙手可热、天下瞩目的宰相王爷,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遭遇了丧母之痛,“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宋书·范晔传》)。彭城太妃,是宋武帝刘裕的妃子,义康生母;东府,即义康官邸司徒府。老母亲辞世,义康悲痛欲绝,隆重送丧是必须的。这一时期的丧葬礼仪十分繁琐,分为葬前之礼、葬礼、服丧之礼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程序,如沐浴、饭含、停尸、小敛、大敛、下棺等。

      即将下葬的那天晚上,刘义康在司徒府召集麾下官员,商议老母丧仪等事。当此时也,月明星稀,哀乐低徊,挽歌缭绕……忽然,一阵嘹亮的哗笑声从前楼传来,义康一听,脸色骤变,厉声喝问:那是何人造次?

      这个在司徒府治丧期间公然喧嚣的家伙,正是刘义康从前的老部下、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晔。他的弟弟范广渊,时任司徒府祭酒,职衔相当于相府总管,刚巧他今晚值班,值班室位于司徒府前楼。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一起来找广渊小聚,三个人饮酒食肉,推杯换盏,很快就醉意朦胧起来,于是推开北窗,一边欣赏挽歌,一边猜拳行令,高声喧哗——如此忘乎所以,形似“闹丧”,触怒当朝宰相,其结果,连傻子都能猜到:范晔随后被赶出朝堂,贬任宣城太守。

      宣城,古称宛陵、宣州,地处安徽东南部,东临杭州,南倚黄山,西邻芜湖,北接南京、常州等地,是闻名天下的文房四宝之乡。这里在商周时期就滋生了古代良渚文明之幼芽,春秋时期属于吴国,越灭吴,楚灭越,吴越楚三国,相继统治此地。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始置丹阳郡,郡治即为宛陵。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设置宣城郡。此后,这里一直作为州、郡政区首府而存在。

  范晔被贬黜宣城,从京城繁华之地,来到嶙峋黄山脚下,其郁闷与悲凉,如云雾弥漫天地。他在这里载沉载浮,蹉跎六载,其政绩如何,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但他却在宣城山水之间,用自己滴沥之心血、沉渊之痛苦、弥天之才华,浇筑起了一座史学丰碑,那就是跻身“前四史”的历史巨著——《后汉书》。

      遥想范晔的宣城岁月,他因为任性喧腾,宦海覆舟,啪叽一声,被甩出京城,抛掷于异乡漠野,一时间手足无措,不辨南北。然而,若就此沉沦,消失于政坛,潜归于红尘,作为一个热血男儿,又如何能甘心呢?那时候,业余著史,是文人学者的一桩雅事。《菜根谭》曰:“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为了排解痛苦,他开始日夜遨游史海,搜集史料,博览旧籍,博采众长,去粗取精,“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本传),写出《后汉书》,攀上了一生事业的最高峰。这一年,他35岁。

  《后汉书》所记,上起于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讫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一代196年之史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之前,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约有10余部、800多卷,可谓星辰罗列,芜草杂陈。令人惊奇的是,范著一出,其余诸家著作渐渐消失,一如星沉大海,鸟入荒林,除了东晋史学家袁宏的《后汉纪》流传下来,其余都已不存。而《东观汉记》的消亡,至为可惜。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时期史事的一部断代史,全书143卷,因编辑部设在洛阳南宫之东观而得名,历经几代人努力,方才修纂成书,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学界精英。《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影响巨大,可惜随着《后汉书》流行,该书日渐沉沦,最后至于散佚殆尽,可惜呀!

  其实,即如范晔《后汉书》,也并非原著了。按照范晔当初的计划,该书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组成,或许是因为工程过于浩大,他委托著名学者谢俨代撰“十志”,可惜随着后来谋反事发,范晔与谢俨同时被戮,文稿随之散佚。南梁史学家刘昭注释《后汉书》时,发现范晔颇为欣赏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就从中取来“八志”,以弥补范著之不足,始成今日之“完璧”也。——著史之难,难于上青天矣!

      范晔在锒铛入狱、行将就戮之际,写了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向后辈追述著史之酸辛:“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一个年届三十才立志著史的人,却发愿“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可谓雄心吞月矣。然而撰著之艰辛,非常人所能理解,“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苦思便滞闷,下笔便无韵,“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又有谁知?写文章这件事,千古一理,“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每思及此,便喟然叹息,“常耻作文士”。

  尽管耻作文士,毕竟著述了宏文百卷,他的自负与嘚瑟,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自诩“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他批评班固最有高名,却任情无例,《汉书》之传赞“于理近无所得”;而“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

  应当说,范晔这番说辞,尽管有些吹牛,倒也符合实情;不过,他对前辈班固的贬损,却显得胸襟不够开阔,流露出一股小家子气。然而,他的历史感知,却是准确的:“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证之后世对《后汉书》的推崇,信然。

 

  (2)

  范晔(398--445),字蔚宗,生于顺阳郡(今河南淅川县)范氏家族。顺阳范氏,乃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士族豪门之一,数百年间,累世显贵。顺阳范氏之始祖,是西晋名臣范晷,字彦长,《晋书》说他“甚有政能,善于绥抚,百姓爱悦之”,官至侍御史、冯翊太守、雍州刺史等。一代能吏,兴旺一个家族,自此支脉繁滋,世代显赫,堪称奇观也。

  范晔曾祖范汪,乃东晋名臣,医学家,工书,善文,著有文集十卷,并著医学著作《范东阳方》170卷,可惜失传。他医术高明,心怀慈仁,救死扶伤,广有善誉,《晋书》誉之为“荀范令望,金声远畅。”祖父范宁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其父范泰乃刘宋名臣,颇得刘裕赏识,屡次升迁,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国子祭酒等,博览群书,好为文章,著有《古今善言》24卷。

  虽然生于世族名门,范晔出生时的情形,却有些凄惨,其母临产如厕,他呱呱坠地,额头被地砖磕伤,小名“砖儿”。他的生母不见于史籍,后人无从知晓,据说身份不过是侍妾,范晔为庶出,在家里地位不高。其伯父范弘之无子,范晔过继给伯父为嗣,得以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之爵位。《宋书》本传载,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范晔的仕宦生涯,始于刘宋政权建立之初。早在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17岁的范晔为主簿,对这个掌管文书的小吏,他嗤之以鼻,断然拒绝。当时,桓玄与刘裕两大军阀争夺天下,白痴皇帝司马德宗流落江湖,东晋朝廷摇摇欲坠,局势如此动荡,还是不要蹈险吧。直到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是为宋武帝,刘宋政权巍立江南,23岁的范晔这才应招出仕,进入官场。

  检视范晔的早期仕宦生涯,他像许多普通公务员一样,在动荡的宦海里起伏,飘摇,随风而动,得过且过,虽然乏善可陈,却有机会接近了两个举足轻重的当代大佬,一个是权倾天下的彭城王刘义康,一个是以强悍著称的一代枭雄檀道济。

  元熙二年(420年),范晔初入仕途,就进入了刘义康麾下,出任冠军将军、秘书丞。冠军将军是军事官员,杂号将军之一;秘书丞是掌管文籍等事的随从。应当说,范晔进入官场的起点,还是蛮高的。

  那时候,刘裕初立,大封诸子,长子刘义符立为太子,次子刘义真封庐陵王,三子刘义隆封宜都王,四子刘义康封彭城王。宋武帝的这四个重量级皇子,是刘宋王朝的主要支柱,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长子刘义符在老爹死后继位登基,旋即被顾命大臣废黜,杀戮,次子刘义真同时遇害;三子刘义隆被扶上帝位,反戈一击,诛杀扶自己上位的顾命大臣,倚重异母弟刘义康,开创“元嘉之治”,最后却借故剥夺了义康性命;而宋文帝自己,却被儿子刘劭弑杀。哀哉!

  范晔于元熙二年(420年)进入彭城王府,到元嘉五年(429年)因父丧离职,丁忧守丧,九载岁月,世路漫漫,他本人有何作为,他与彭城王关系如何,因史无明载,不便揣测;但他在老领导刘义康眼里,形象却未必佳,证据有二:其一,他在相府任职九年,可谓漫长,职位却未见升迁;其二,后来“闹丧”事件爆发,彭城王丝毫不念旧情,将他赶出朝堂,可谓严谴了。由此可以推断,刘义康对范晔既不欣赏,也不喜欢,甚至还很厌恶呢。

  元嘉七年(430年),范晔服丧期满,重回宦海,却没有再回彭城王府,而是来到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麾下,出任大将军司马、兼新蔡太守。

  这时候,随着天下风雷激荡,朝廷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之变局——宋武帝刘裕驾崩,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相继被戮,宜都王刘义隆被扶上帝位,彭城王刘义康出任宰相。这一连串喋血遽变,一如长江之波涛,冲荡着锦绣江南。

    檀道济何许人也?此君堪称南北朝时期一代名将,祖籍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出身寒苦,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兄姊生活,家道十分艰难,成年后投身于谢玄创建的北府兵,成为刘裕部下战将,在刘裕扫平天下的战争中,他果敢善战,英勇无敌,屡立战功,“率厉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宋书·檀道济传》)。刘宋建立,道济官封护军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

  这样一位开国重臣,倒很惜才,在出任江州刺史时,曾带着酒肉探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劝卧病在床的诗人出仕为官,挣一份俸禄,以维持生活,岂料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讪讪而去。对这位开国老臣,宋文帝并不欣赏,说他“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宋文帝一向诡诈多疑,对手握重兵的檀道济始终心怀疑惧,正如《宋书》所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等到文帝病重之际,执掌朝政的刘义康怕他起兵造反,竟然矫昭诛杀了他,临刑之际,檀道济将巾帻摔在地上,怒骂道:“你这是自毁长城啊!”

  宋文帝对武帝旧臣檀道济疑心重重,却对另一位武帝旧臣到彦之宠信有加。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厚(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以担粪为生,人称“担粪将军”,后来投身刘裕军中,屡立功勋,建国后长期辅佐年少的刘义隆镇守荆州。元嘉元年(424年)五月,辅政大臣诛杀宋少帝,恭迎荆州刺史刘义隆为新帝。刘义隆心怀疑惧,不敢应命,经到彦之力劝,才决定接受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馅饼”。随后,到彦之率领荆州兵卒,一路护卫刘义隆进入京城建康,继位为帝,改元“元嘉”,到彦之被任命为中领军,掌管朝廷禁军。

  这位被史家誉为“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的宋文帝,在任期间还算励精图治,先后发动三次北伐,进击北魏,史称“元嘉北伐”,尽管均以失败告终,毕竟堪称勇武。元嘉七年(430年),文帝发动第一次北伐,任命到彦之为统帅,想让他战场立功,以建立开府。所谓“开府”,是一种始自汉朝的古代官制,朝廷三公(司马、司徒、司空)及大将军等高官,可以自建府署,自选僚属,组成自己的辅佐班底。北伐战争开始,到彦之指挥若定,北伐军气势如虹,一度收复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等地,但在北魏鲜卑部队的强势反攻下,接连遭遇惨败,只得仓惶撤军,丢弃大批战略物资,导致刘宋武库为之一空。文帝十分难堪,被迫“挥泪斩马谡”,将到彦之免官下狱,以示惩戒。尽管到彦之后来被重新起用,出任护军将军,毕竟已是夕阳西下,两年之后便黯然辞世了。

  这边厢到彦之被囚下狱,那边厢檀道济被紧急起用,出面收拾残局。老檀率军北进,与北魏军队鏖战二十余日,宋军来势凶猛,北魏兵多将勇,双方激战数十次,互有胜负,难分伯仲,只得罢兵休战。文帝的第一次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范晔复出,来到檀道济身边,正是老檀率军北伐之时,他随军出征,滚滚硝烟,汩汩鲜血,迷蒙了他的眼睛,洗涤了他的心灵。檀大将军的慷慨之气,杀伐之威,令他高山仰止,对他日后做人与作文,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一次北伐之役,到彦之兵败被囚,檀道济未获全胜,而随军出征的范晔,却意外成为最大的赢家,随后升任尚书吏部郎。

  在丞相府盘桓九载,碌碌无为,一切照旧;在大将军府奋战一年,征尘硝烟未及散尽,便爵禄高登——范晔的自豪与自傲,汹涌而起,弥天匝地,愈发狂妄不羁起来,为日后的“闹丧”事件,埋下了伏笔。

 

      (3)

  元嘉十五年(438年),宣城太守任期届满,范晔便急不可耐地离开此地,转赴长沙王刘义欣麾下,官职为镇军长史,并加封宁朔将军。长史乃秦置官职,相当于秘书长或幕僚长,高级助手而已。

  六年之前,范晔离开京城,来到宣城履任,一怀辛酸,两手空空,前景渺茫;时光荏苒,星转斗移,当他离开的时候,行囊已是沉重如山,那部沉甸甸的《后汉书》手稿,将成为中国史学之“昆仑”。累累之文字,堆砌如山岳;沥沥之心血,澎湃成长河。在无涯岁月里,他与古代先贤喁喁对话,领悟他们的无奈、辛酸与哀伤;在孤灯长夜里,他用墨汁与纸页,抒写一怀心曲,倾吐满腔忧思。青史之浩荡脉流,滔滔而逝,却留下了剑戈铮鸣,与滚滚鲜血;史册之浩繁卷牒,绵邈如雾,弥漫世间,却记下了逐鹿杀伐,与周期变幻。作为一个落魄豪门子弟,他有时痛感自己实在懦弱无能,百无一用,除了挥着一管秃笔,书写一些陈旧篇章,又有何用哉?哎!想这些无厘头问题,不是自寻烦恼么?罢了!赶紧出发吧!

  按照常理,宣城之于范晔及其《后汉书》,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可是他此后却很少提及这里,仿佛惊鸿一闪,便恍然掠过了。而他本人在宣城的知名度似乎也不甚高,今人编纂的《宣城县志》提及他,仅有“(范晔)于任期内撰就史学名著《后汉书》”等只言片语。这种奇怪现象,可以做三点推测:其一,范晔宣城之为政,并无作为,至少无甚德政,值得百姓铭记;其二,范晔对宣城,无甚感情,更无流连之意,与怀念之情;其三,宣城人对范晔并无好感,无论是在任期间,还是离开之后,对他的大名只字不提,这该是多大的漠视呢?

  长沙王刘义欣是刘裕异母弟刘道怜第三子,承袭父爵,身居高位,宋文帝时代升任使持节,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兼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所谓“使持节”,就是直接代表皇帝行使地方军政权力,类乎“尚方宝剑”,决断杀伐,尽凭己意。刘义欣为政有道,颇有作为,“境内畏服,道不拾遗,城府库藏,并皆完实,遂为盛藩强镇。”(《宋书·宗室》)。

  范晔从宣城来到寿阳,延捱一年时光,忽然传来的一个消息,令他悚然一惊:他的嫡母去世了!嫡母并非生母,而是老爹范泰正妻。那时候,范晔异母兄范暠官居宜都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跟随他在湖北宜都县生活。按照礼教之规定,范晔应当立即前往宜都奔丧,他却以患病为借口,迟迟不肯动身,且嬉笑如常,逍遥度日,等到出发的时候,他的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却把一群同僚惊得大眼儿瞪小眼儿——他携带了一个花枝招展的妓妾,陪同自己前往奔丧。他就这样大模大样带着妓妾,来到嫡母灵柩之前,假惺惺洒泪祭拜。老哥范暠气得发昏,却也无可奈何。

  范晔的“大逆不道”行为,引起朝野非议,御史中丞刘损愤然上书,予以举报,呼吁严惩,岂料宋文帝一笑了之,不置可否。文帝虽然政治手腕诡诈,却一向欣赏才子,譬如谢灵运、范晔之辈,他都青眼有加。谢灵运一再折腾,至于荒废政事,满朝皆曰可杀,文帝恕无可恕,最后才咬牙下令处死了他。这位刘损先生,字子骞,是大将军刘毅从第,早年因刘毅而声名远扬,却闲居老家京口(今江苏镇江),不肯出仕为官,他告诫刘毅:“汝必破我家。”弄得堂堂大将军一见他,就浑身不自在。他此番慨然举报范晔,却没有引起文帝重视,只能徒唤奈何了。

      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晔为嫡母服丧期满,便投靠始兴王刘浚,出任后军长史,兼任南下邳太守。刘浚,字休明,宋文帝次子,小字“虎头”。《宋书·二凶传》说他“少好文籍,姿质端妍”,其母潘淑妃深得宠爱,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格外喜爱,“浚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

  那时候,文帝后宫里,正在上演着一幕幕波谲云诡的宫斗剧。皇后袁齐妫天生丽质,早年嫁给宜都王刘义隆,生下儿子刘劭、女儿英娥。刘义隆继位为帝,齐妫立为皇后,刘劭立为太子,似乎一切正常。然而《宋书·后妃传》关于太子刘劭的一段记载,令人颇感讶异:“初,后生劭,自详视之,驰白太祖:‘此儿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便欲杀之。太祖狼狈至后殿户外,手拨幔禁之,乃止。”袁皇后生下儿子刘劭,仔细端详,竟是一枚“破国亡家”的害人精,连忙派人禀报文帝,欲杀之,若不是文帝及时赶到,撩开帘帷大声喝止,世上恐怕就没有这个太子了。这段记载,有悖人情,是否史实,不得而知;然而,袁皇后性情刚烈,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她的早死,与此性情有着极大关系。

      后来,潘淑妃被选入宫,生下刘浚,宠冠一时。关于潘淑妃之受宠,《南史·后妃传》载,潘淑妃尽管美貌绝世,开始并没引起皇上青睐,她悉心观察,发现文帝有个嗜好,每当夜幕降临,便乘着羊辇巡视后宫,确定当夜宠幸后妃,于是精心装扮,粉嫩娇媚,自不在话下,她秘密吩咐宫女用盐水洒地,以待文帝羊辇到来。因为羊喜欢吃盐,走到这里,便咂咂舔舐,不肯离去,“帝每至户,羊辄舐地不去。”文帝喜曰:连羊都这么喜欢你,何况人呢?于是,“爱倾后宫。”这段记载,要点有二:其一,乘羊辇,巡后宫,觅宠幸,宋文帝刘义隆与晋武帝司马炎,何其相似乃尔?其二,潘淑妃貌美如花,兼具心机缜密,其后来居上,并非偶然也。

  袁皇后对文帝“移情别恋”,深为怨恨,不肯再见文帝,最后至于愤恨而死,年仅36岁。其实,皇帝后宫佳丽三千,袁后要求文帝“从一而终”,岂非白日做梦乎?为此搭上性命,实在不值。太子刘劭因此深恨潘淑妃母子,刘浚日夜惶恐,担心将来罹祸,曲意巴结,倾心奉承,终于与刘劭沆瀣一气起来,至于共为巫蛊,诅咒文帝,事情败露后,文帝没有惩罚两人,反而向潘淑妃大发感慨:“太子急于抢班夺权当皇帝,尚可理解,虎头这么干,是脑子进水了吧?没了我,你们母子俩如何活下去啊?”——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刘劭与刘浚的不臣之举,宋文帝早有察觉,再三告诫,却优柔寡断,迟迟没有采取处置措施,最后终有命丧儿子之手,导致刘宋政权出现了一场贻患无穷的大动乱。《宋书》为两兄弟立《二凶传》,也算史家之挞伐吧。

  文帝即死,刘劭又派兵杀死刘浚生母潘淑妃,以为母亲报仇,谎称她死于乱军之手,刘浚竟说:“这是兄弟我素来的心愿啊!”他还奉刘劭之命,诛杀了叔父、江夏王刘义恭的十二个儿子。其虎狼之心,令人不寒而栗也!

  从元嘉十七年(440年)到二十一年(444年),五年期间,范晔在刘浚帐下效命,仕途却顺风顺水,刘浚由豫州调至京城建康,出任扬州刺史,范晔随行入京,成为得力助手。刘浚投身于残酷宫斗,与太子刘劭一起蹈海弄险,将麾下政事一概交给范晔处置,范晔如鱼得水,不久升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左卫将军乃高级将领,统领部分禁军;太子詹事乃秦治官职,其职衔相当于尚书令,位高权重,甚至能够左右朝政了。至此,范晔成了真正的朝廷大员。

  毋庸置疑,范晔乃绝代天才,精音律,工书法,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宋书》本传)。然而,但凡天才,总有其恣肆放达、桀骜不驯之天性。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老范弹琵琶,十指如有神助,恍若天籁之音,引得飞鸟盘旋,潜龙呼啸,宋文帝想一饱耳福,屡次加以暗示,他却装傻充愣,不肯为皇上弹奏。文帝尽管愠怒,也不好为此发作吧。有一次,文帝在宫中宴请大臣,对范晔说:“我欲歌,卿可弹。”对皇帝的圣旨,老范当然不敢违逆,只得应命,文帝引吭高歌,他铮铮淙淙弹奏,“夜深琵琶声似裂,一曲霓裳一庭月”(康与之《琵琶》),众人听得如醉如痴,耳轮生霞。可是,文帝一曲唱罢,歌声止歇,范晔便马上停止弹奏,不肯多弹一个音符,直弄得一干朝臣面面相觑。

  对皇帝尚且如此倨傲,范晔对同僚的态度,可想而知。他的同事沈演之,性好举才,谦约自持,官居右卫将军,与左卫将军范晔同掌禁旅,同参机要。每次朝见皇帝,范晔若先到,就在殿外等待沈演之,两人联袂而入,而沈演之总是不遑等待,径直而入,老范“以此为怨”。心怀怨望也就罢了,他还著文宣扬,肆意嘲弄,为自己挖下了一个倾覆大坑。

  《和香方》是范晔撰著的一部香学专著,开我国香方研究之先河,大约成书于430年前后,原书已散佚,内容无考,仅有《和香方自序》传世。其自序云:“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陵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国外,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宋书》本传转载了这篇自序,并明确指出作者指桑骂槐:“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时任尚书吏部郎);‘零藿虚燥’,比何尚之(时任尚书令);‘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时任右卫将军);‘枣膏昏钝’,比羊玄保(时任黄门侍郎);‘甲煎浅俗’,比徐湛之(时任侍中);‘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时称“黑衣宰相”);‘沈实易和’,以自比也。”——(注:文中括弧为萧含所加。)

  《和香方》一出,朝臣哗然。范晔先生高擎着一柄探照灯,洞照出同事们身上潜伏的跳蚤、虱子、病菌,以及朝服上的污垢与飞尘,并一一加以标记:“多忌”、“虚燥”、“粘湿”、“昏钝”、“浅俗”、“甘松”云云,唯有自己是所谓“沈实易和”之端正君子。范晔用一段刻薄文字,将自己置于“同事公敌”的尴尬地位,凸显了他不容与众人、不容与世俗的狷介性情。以如此性情著文,或有独特之姿彩、独立之精神,以如此性情处世,则必然成为水中之逆鳞、俗世之狂夫也!

  这时候,当年那个好学善文的青葱少年,已经蜕变为面貌疏狂的狷介大叔,“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宋书》本传)。

  或曰:人的容貌变化,四十岁之前,是爹妈给的;四十岁之后,是自己修为所致。佛偈云:“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有容乃大。”一个人的智慧,会随着贪欲的大小而明灭;一个人的眼睛,会随着世事的变迁而闪烁;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内心的善恶而改变。虽然,岁月留不住你的青春容颜,却能留下你的大度与包容、厚道与善良,所谓“吃亏是福”,此之谓也!

 

  (4)

  其实,范晔起初是没有谋反之心的。他只是像一尾水中游鱼,被心怀叵测的渔夫,甩着鱼饵一步步钓上来,最后卷入了彭城王刘义康谋反案,死于非命;而那块致命“鱼饵”,不过是荣华富贵金钱财宝之类“糖衣炮弹”而已。

      宋文帝刘义隆与彭城王刘义康之间的君臣权斗,是刘宋朝廷元嘉年间上演的连番大戏。刘义康,小字车子,刘裕第四子,刘义隆异母弟。《宋书·彭城王义康传》载,宋文帝登基初期,对这位异母弟信任有加,倚为股肱,将朝政尽数交予他处置,但凡义康所奏之事,文帝一律照准,“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

      客观地说,宋文帝如此倚重这位异母弟,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为病魔所迫。关于他的病,《宋书》义康本传云:“太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所谓“虚劳”,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虚劳,又称虚损,即脏腑阴阳气血严重亏损,病久体弱则为“虚”,久虚不复则为“损”,虚损日久则成“劳”。经年的宫廷角斗,几乎耗尽了文帝的心血,致使他常年病魔缠身,整天气喘吁吁,或气若游丝,只得请义康代行皇权了。

    检视刘义康身为宰辅之作为,从元嘉六年(429年),他由藩王进入朝廷中枢,出任宰相,到元嘉十七年(440年)被贬为江州刺史,他主政十余年,还是基本称职的。其一,他尽心侍奉卧病在床的皇兄,“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弥日不解衣。”如此悉心照料,堪称事兄如父。其二,他性好吏职,锐意进取,秉政多年,未曾卖官鬻爵,不说廉洁自守,也算难能可贵。其三,他喜欢招贤纳士,欲将天下才士招致麾下,而那些无能之辈,或忤逆其意者,则被抛至九霄云外。当初范晔因“闹丧”被贬谪宣城,大约就是如此。

      然而,自古权力如春药,一旦拥有,便销魂蚀骨,急速膨胀起来。《宋书》批评说:“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多年独专朝政,刘义康渐渐刚愎自用起来,其赫赫威风,甚至盖过了皇帝,引起天下侧目。在他眼里,皇兄蜷缩龙位,犹如一只病猫,言行之间,日渐失了君臣之义,放肆无忌起来。在那群势利官员眼里,只有彭城王,哪还有宋文帝?各地送来的贡品,上品纷纷送到宰相府,次品才送进皇宫。一次,文帝抱怨今年柑橘质量不好,个儿小,口味儿差。义康随口说:今年的柑橘味道很好啊!随即命人前往宰相府,取来上好柑橘,竟比皇宫贡品大了三寸!文帝一看,嗒然无语,哪里还有心情品尝柑橘呢?

      如果说,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可一旦引起皇兄警觉,就不可小觑了。而刘义康与其麾下犹不知怵惕,继续肆意妄为,那就很危险了。他私自在宰相府圈养了六千奴仆,既不请示,也不报告,究竟意欲何为?——只有天晓得。

      有一个时期,文帝几乎卧病不起,甚至几次出现病危,刘义康为此寝食难安,而义康麾下一干亲信,左长史刘斌、从事中郎王履、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等,一个个喜上眉梢,不但不提议册立新君,还说什么应以长君继位,欲将义康推上帝位,还偷偷跑到到尚书仪曹府邸,搜罗晋康帝司马岳当年继位称帝的史料,以为今日之借鉴。

  晋康帝是东晋第四位皇帝,晋明帝司马绍次子,晋成帝司马衍同母弟,晋成帝继位之后,封为吴王,晋成帝驾崩之后,被权臣庾冰等人扶上帝位。刘斌等人此时搬出前朝这出“兄终弟及”故事,可谓司马昭之心的一次大暴露。岂料不久后,文帝转危为安,病情日趋稳定,得知义康手下这些勾当,自是恼怒不已,尽管义康推脱说自己并不知情,但文帝究竟信也不信——只有天晓得。此后,文帝采取的防范措施,却是步步为营,犹如一条渐渐勒紧的绳索,勒住了大权在握的刘义康的脖颈。

  首先,文帝剥夺了义康的用人大权。义康提议让自己的心腹刘斌出任丹阳尹,被皇兄一口驳回,打发他去吴郡当太守。义康心有不甘,又想让刘斌出任会稽太守,再一次被驳回。至此,他开始感到皇兄心头的嗤嗤怒火,赶紧夹紧高高翘起的尾巴,可是晚了!元嘉十七年(440年),文帝高擎在手的屠刀,终于咔嚓一声落下,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一干人,或诛杀,或流放,瞬间七零八落。更要命的是,他事前对此一无所知。那天,他正在中书省办公,忽然收到文帝宣布刘湛等人罪状的诏书,立刻冷汗淋漓,赶紧上书求退,宋文帝随后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之罪名,宣布解除刘义康宰辅之职,贬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

  《宋书》义康本传载,事变前,司徒府井水忽然涌出,“野雉江鸥并飞入所住斋前。”送别义康之际,宋文帝演绎了一出难分难舍的悲喜剧,“上唯对之恸哭,余无所言。”跟着又派素有“黑衣宰相”之称的释慧琳前来探视,义康问:“弟子还能回来吗?”释慧琳默然片刻,喟然一声长叹:“恨公不读数百卷书。”

  如果,刘义康从此远离权斗之漩涡,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尚可享受富贵荣华,安然度日。然而,尽管他流落江湖,毕竟心怀枭雄之志;而他麾下的那些野心家,哪肯就此善罢甘休,折腾出了一出政变闹剧,最终把他推上了一条不归路,并牵连著名历史学家范晔命归黄泉。——而引诱范晔“谋反”的那个家伙,正是刘义康的死党、散骑员外郎孔熙先。

 

       (5)

  孔熙先,鲁国鲁郡(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代次不详。《宋书·范晔传》载,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他尤擅中医脉学,据说曾用一剂方药,治愈了皇宫侍卫队长的顽疾。其父孔默之,曾为文帝随从,官至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后出任广州刺史,著有《春秋谷梁传注》;叔父孔隐之,封奉圣亭侯,传承孔圣人之香火。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孔熙先之所以走上反叛之路,皆因怀有强烈的“报恩情结”。唉,尘事万千,人情冷暖,抟转成烟,摇曳生霞,岂有成规哉?

  虽为圣人后裔,孔熙先投身宦海,却很不得志,“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苦熬多年,还只是个散骑员外郎。员外郎,即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为各司之次官,职衔相当于副司长。虽然官场蹭蹬,牢骚满腹,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依然头罩炫光。他老爹孔默之出任广州刺史期间,因为贪赃枉法被纠弹,下狱治罪,性命堪虞,幸亏彭城王刘义康出手相救,才得以全身而退。他是否认为老爹是“冤案”,不得而知;他因此对刘义康心怀感恩,痛感无以为报。后来刘义康被贬,出镇豫章,这一消息像晴天霹雳,惊得他目瞪口呆,当即决定为义康效命,以报当年救父之恩。

  然而,如何报恩呢?那就是联络朝臣,发动政变,实现李代桃僵,兄弟易位,把文帝拿下,将义康推上帝位。可是,区区一个员外郎,人微言轻,如何能撬动文帝这座高山啊?——他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当朝大臣为呼应,才能有所作为。长夜漫漫。寒风凛冽。他扳着指头,一一细数当朝大僚姓名,忽然,脑海里灵光一闪,脱口而出:范晔!老范怀拥弥天才华,名冠天下,志在改天换地,却蹉跎官场,饱受摧折,满朝树敌。这样一个禁军将领,若参与进来,事情不就成功一半儿了嘛。可是,范晔一向瞧不起孔熙先,连话都搭不上,何谈联手啊?

  愣怔半天,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范晔的外甥谢综。

  谢综,左卫将军谢述之子,官居太子中舍人,官爵低微,才华寥寥,除了将老舅范晔拉下水这一“壮举”,几乎乏善可陈。谢综之父谢述,早年曾任刘义康帐下骠骑长史、领南郡太守,义康出任宰相,谢述任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宋书·谢述传》说他“美风姿,善举止”,“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谢述为人处世谦虚低调,至于成病,“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所谓“心虚疾”,就是老觉得有愧于许多人与许多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谦虚本来是好事,可是谦虚过度,经常为愧疚折磨,也就不爽啦。

  史载,雍州刺史张邵因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且数额特别巨大,被抓进大牢,判处死刑,谢述上书文帝,说张邵是先帝旧臣,“宜蒙优贷”,文帝欣然采纳。谢述告诫其子谢综说,我的上书不过暗合了皇上的宽怀意图,决不能四处宣扬,夺了皇上恩典。文帝告诉张邵:“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谢述曾屡次劝告刘义康谨言慎行,义康不听。元嘉十七年,文帝霹雳发作,刘湛伏诛,义康外放,将行之际,义康叹息说:“谢述唯劝吾退,刘湛唯劝吾进,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也感慨道:“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

  是啊!谢述劝告义康凡事退让三分,留有余地,可谓自保之道;而刘湛要求他凡事亢进,寸土必争,成了肇祸之源。人生的进退之度,福祸之变,玄机究竟在哪里呢?

  一介谦谦君子谢述,却生了一个上蹿下跳的儿子谢综,导致了谢氏家族的覆灭,谢述在天有灵,定会泪飞如雨啊!

  谢综入仕,循着老爹足迹来到司徒府,出任刘义康记室参军,待遇优渥,后来跟着他来到了贬谪之地豫章。通过外甥,打通老舅之关节,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孔熙先的算盘,拨拉得可谓精到。他结交谢综的方式,古老而简单,就是拉着他和他的一干小兄弟,聚众赌博,故意输很多钱给他,“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宋书·范晔传》)。谢综无端赢了好多钱物,不免嘚瑟喧呼,手舞足蹈。为了回报孔兄,就把老舅范晔介绍给他。孔熙先大喜过望,依样画葫芦,拉着范晔参与聚赌,佯装赌技很差,手气很臭,输了更多的钱给范晔。范晔腰包鼓涨,心波荡漾,自此与之结为莫逆之交,“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不知不觉之间,范晔就上了孔熙先的“贼船”,而且,再也下不来了!

      此后,孔熙先软硬兼施,动员范晔入伙,他晓之以利,动之以情,反复论证,直忽悠得口角流沫,天昏地暗。他说自己夜观天象,帝星将落,“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他说宫廷将会发生动乱,骨肉相残,文帝死于非命。这一点,他还真说对了。宋文帝的确死于长子刘劭之手,不过那是几年之后的事;而他嘴里的“江州天子”刘义康,却已经命若琴弦,嘶声瑟瑟了。

      听罢孔熙先一番话,“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尽管没吱声,他心里却打定了主意。至此,老范终于被拉入了政变集团。其主要成员,除了孔熙先与范晔,还有征虏将军徐湛之、御前带刀侍卫许曜、道士法略、尼姑法静等人。

     纵观孔熙先拉范晔入伙之过程,虽然功于心计,倒也简单实用。其一,以金钱诳人情,顺藤摸瓜,由小至大,由外甥牵住老舅的牛鼻子。其二,以财利塞其心,诱其上钩,结为利益共同体,共襄谋反大业。其三,以滴水穿顽石,口吐大象,舌卷莲花,想不被说服,难于上青天矣!

      关于范晔是否参与政变、是否政变主谋等问题,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宋书》记载有偏见,故意抹黑老范云云。其实,范晔参与政变,且是“政变三巨头”之一,犹如板上钉钉,根本无须争论。且看他们预定的官职:徐湛之,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右卫将军。而那些不肯依附、或反对政变的人,则被列入“黑名单”,以便政变成功之后处死。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范晔参与谋逆后,随即上书举报。他禀报文帝,刘义康被贬黜后,贼心不死,心怀叵测,却至今安然无恙,令人费解,“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可惜,这封告密信没有引起文帝重视,“上不纳”。对范晔此举,后人多所解释,有说他是小人告密,行为卑劣;也有说他是故意施放烟幕弹,试探朝廷虚实。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范晔的内心深处,是犹豫忐忑,惶恐不安的。

      实际上,此时的孔熙先,已经成为政变的总策划兼总指挥。他指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之说,为政变制造舆论;又命道士法略改名换姓,前往联络法静的妹夫、御前带刀侍卫许曜,以为内应;又与徐湛之密谋,选择动手最佳时机……经过连番操作,孔熙先自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即命其弟孔休草拟檄文,然后要求范晔起草政变宣言。于是,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给徐湛之写了一封辞采飞扬的书信。正是这封书信体“动员令”,成了范晔谋反的铁证。他说:“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恒,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一番哀怨徘徊之词,显见柔肠寸断之痛,然后昂然宣称:“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衡阳王刘义季、南平王刘铄,奉命移驻边镇,即将赴任。刘义季是宋文帝之弟,迁任徐州刺史,出镇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铄是宋文帝之子,迁任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叔侄俩同时离京,宋文帝在京城西郊玄武湖畔的武帐冈设宴,为二人饯行,范晔等朝臣出席作陪。武帐冈,即宣武城,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北幕府山侧。宋代《景定建康志》援引《宫苑记》云:“古宣武城,其地本宋文帝阅武帐,今谓之武帐冈。”

  史载,这天的送行宴会,颇有意味。文帝与两位即将远行的王爷枯坐半天,菜肴却迟迟不上,直到太阳偏西,两人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文帝才悠悠然开口说:你们从前锦衣玉食,不见百姓苦难,“今使汝曹识有肌苦,知以节俭期物。”两位王爷像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

  范晔等人本来约定,要在这一天动手。当此时也,政变主将许曜正是宋文帝的贴身侍卫,他满脸杀气,满脸惶恐,把手按在佩刀上,频频向范晔使眼色,范晔却始终没敢抬头。不久,席散。政变阴谋宣告彻底破产。对这场未遂政变,《宋书》的记载是——“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

  唉!绞尽脑汁谋划,费尽心机运筹,到了关键时刻,却变成了一只缩头乌龟,哗啦一声掉了链子。难怪清代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说了一句令天下知识分子泄气千里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嘿嘿!此言果然不虚。

 

  (6)

  千年之后,俯瞰当时的一切,这场未遂政变,犹如一场闹剧,稀里糊涂而发,稀里哗啦失败,一干政变分子预感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纷纷现出了原形。第一个向朝廷告密的,就是“政变三巨头”之一,皇亲国戚、征虏将军徐湛之。

  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县)人,《宋书》本传说他“善于尺牍,音辞流暢”、“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他是刘宋元嘉年间政坛上的一朵奇葩。虽然“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却很不安分,一再扮演“砸锅”角色。然而,无论闯下多大祸,他都能平安度过,令世人啧啧称奇。

  徐湛之之所以屡次蹈险而安然无恙,皆因他是刘宋王朝根正苗红的“红三代”,他的老娘、会稽长公主刘兴第,是宋武帝刘裕早年与糟糠之妻臧爱亲生下的独女。刘裕称帝后,原配臧爱亲过早辞世,他追思不已,封之为武敬皇后,对两人的独女刘兴第疼爱入骨,选择振武将军徐逵之为夫婿,生下了儿子徐湛之。后来老公不幸阵亡,刘兴第独守空房,刘裕眼见爱女守寡,痛彻心扉,对外孙徐湛之宠爱异常,破例将他接到宫中居住。

  因了父皇的极度恩宠,会稽长公主刘兴第在刘宋早期一直鹤立鸡群,武帝年间自不必说,即使到了文帝时代,依然是家族老大,无论家事大小,刘义隆必先征求老姐意见而后宣布实行。但凡有一点不如意,老姐就会号哭不止,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搞得满朝失色,文帝赶紧好言劝慰,答应所请。那年刘义康被贬出朝,文帝举行家宴,举座尽欢,会稽长公主忽然悲哭号泣,跪拜于地,慌得文帝赶紧扶起,惊问何故?老姐说:“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车子,刘义康小名。当此时也,义康被贬,满朝杀声阵阵,老姐担心文帝动杀机,懈骨肉,号哭为之请命,文帝也哀泣不止,举手指着紫金山上老爹刘裕的初宁陵,发誓说朕绝无此意,我若违约,就是违背老爹之遗命!——然而,等老姐死后,宋文帝还是违背当初的誓言,寻个借口将义康赐死了。唉……

  为兄弟号哭请命,为了自家儿子,当然会豁出老命折腾啦!那次义康被贬,株连甚众,徐湛之作为义康亲信,也曾为之摇旗呐喊,兴风作浪,文帝震怒,要将其斩首。会稽长公主闻讯,抱着一个鼓绷绷的锦囊,里边装着一件破旧衣服,直闯入宫,将锦囊啪叽摔在文帝脚下,怒骂道:“你们老刘家世代贫贱,这是我老娘当年为你老爹做的纳衣。今天吃饱饭了,就想残害我的儿子啊!”老姐号哭不止,文帝泪水涟涟,徐湛之不但保住了性命,不久还升了官。

  所谓“纳衣”,亦称“衲衣”,本是佛家用语,比喻人在贫贱时缝制的破衣滥衫。《大乘义章》云:“言纳衣者,朽故破弊缝纳供身。”刘裕早年历经艰辛,经常到武汉新洲一带长江边伐荻砍柴,卖钱养家,臧爱亲为他缝制了这件旧衣,以蔽体遮羞。刘裕称帝后,将这件衣服交给爱女刘兴第,叮嘱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

  一件华彩锦囊,包着刘氏家族的“传家宝”——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旧粗衣,关键时刻救了纨绔子弟徐湛之的命,却也把他往邪路上推了一把,以至于他后来又参与企图颠覆文帝的政变。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此之谓乎!

      这一回,没了老娘庇护,即使锦囊还在,却早已失灵,徐湛之预感大事不妙,急速掉头,连夜写了一封告密信,指控范晔是政变主谋,“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凶悖之甚,古今罕比”,如此恩将仇报、穷凶极恶的歹徒,必须严惩不贷!与此同时,徐湛之还将政变檄文、参与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据,详尽呈报皇帝。

      有人说,徐湛之参与政变,是文帝采取的一条“钓鱼之计”,派他做鱼饵,秘密潜入政变集团内部,钓出了这个动乱团伙的所有秘密,尔后一网打尽。此说颇具推理小说之特色,惊悚,神秘,极富戏剧性,可惜不过是推理而已。以徐湛之的身世,及其一贯砸锅的混不吝特点,所谓“钓鱼”之说,根本难以成立。徐湛之批判自己“殃积罪深,丁罹酷罚,久应屏弃,永谢人理。”表示将隐姓埋名,在悔恨中度过余生。文帝却只是表示“良可骇惋”,并不治罪,不久令他出任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

      这位誓言将宋文帝扫进狗屎堆的动乱分子,此刻潇洒地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文帝最宠信的人,两人后来一起深夜密谋废黜太子刘劭,举棋不定之际,却被闻风而动、兴兵作乱的刘劭一举诛杀于深宫之中。哀哉!

  而对范晔、孔熙先等动乱分子,文帝却势如霹雳,下令立刻抓捕。抓捕行动于当夜开始,孔熙先、谢综等人应声落入法网,然后文帝令朝臣齐集东阁,会审范晔。他对范晔参与谋反,既意外,又伤心,责问道:朕晓得你才大如天,对官爵不甚满意,不过聚众发发牢骚而已,为何会搞政变啊?范晔惶遽无措,一口否认,说自己蒙陛下恩宠,位高权重,仕途顺畅,干嘛要干这些灭九族的勾当呢?文帝苦笑道,熙先就在门外,要当面对质吗?范晔知道无可抵赖,这才低头认罪,谴责自己有负皇恩,甘愿就戮。至此,皇上手里那把滴血的斧钺,已经在他的头顶悠悠晃动。

  第二天,范晔入狱,天真地问狱卒:徐湛之关押在哪里?当得知告密者正是这位“红三代”时,他呆坐良久,赋诗感叹:“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忄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是啊!人生如梦,祸福难料,英杰与小丑,并无区别,死后都不过是一丘孤坟!

    孔熙先入狱,上书文帝,痛骂自己“小人猖狂,识无远概”,犹如“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坠崖之木,难免粉身碎骨;覆盆之水,难以收拾矣。其锥心刺骨,不知是后悔以卵击石,还是痛恨大业未竟?文帝痛惜不已,派人慰问说,爱卿才华横溢,却官职卑微,难免心生叛逆,是我辜负了爱卿啊!文帝还批评前吏部尚书何尚之:如果让孔熙先早点当上散骑郎,他哪里还用叛逆做贼呢?直弄得老何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客观地说,若就才华而论,孔熙先比范晔不知逊色了几多倍,一部《后汉书》,让天下才士望尘莫及。然而,两人事发之后的姿态,却迥然有别。“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其奇崛之气,令人感佩;而范晔却推三阻四,苟且怯懦,受到同党嘲讽。孔熙先讥笑说,起事之初,范大人慷慨陈词,跃马顾盼,真乃一世之雄也,而今东窗事发,却畏死如虎,又是何意嘛!范晔听罢,一声长叹:“可惜呀!满腹经纶,葬身此地。”

      这年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宋书》本传对他最后时刻的记述,受到后人批评,说有歪曲丑化之嫌。譬如,临刑之际,他问外甥谢综哪个先受刑?谢综不屑地说:“贼帅为先。”生死关头论先后,的确令人啼笑皆非,谢综将老舅称作“贼帅”,讥讽他敢做不敢当,也有些刻薄了。此时此刻,家人纷纷前来送别,谢综断然拒绝,说亲人相见,必当号泣,徒乱我心矣!范晔说,尽管号泣,亦殊胜不见。他与家人一一道别。妻子拉着孩子,哭骂他死有余辜,奈何枉杀子孙?老母亲老泪纵横,劈面抽他几个大嘴巴,骂他辜负皇恩,不念我老,今日奈何?儿子谢蔼与他一起赴死,从地上抓起一把黄土甩在他脸上,范晔问“你恨我吗?”谢蔼呜咽道:“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尽管万般留恋,依旧难逃生天。范晔死时,年仅48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同时遇害,只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孔熙先、谢综、许耀等动乱分子,同赴黄泉。文帝意犹未尽,下令抄家,“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这最后一笔,犹如一把匕首,直击范晔人品之要害:其一,他生性奢侈,乐器服玩与艳丽妓妾,尽为一时之珍,极其豪奢。其二,他不守孝道,致使老母生活艰难,住屋简陋,柴草凌乱,缺衣少食。其三,他待人刻薄,弟子冬天无被褥,叔父冬天无棉衣。唉,品行如此,因何不败呢?

 

  (7)

  读罢《宋书·范晔传》,令人百感丛生。其人生故事,堪称跌宕起伏;其谋反致死,堪称窝囊憋屈。作为朝廷大佬,他稀里糊涂上了贼船,并应命写了一篇哀凄媸艳的政变檄文,最后,在同党奚落、家人哭骂声中,引颈就戮。这究竟是他的本来面目,还是《宋书》著者沈约的贬损,只有天晓得。沈约作为南齐文坛领袖、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其作品可能存在某种夸饰成分,其基本史实,应该还是可信的。至少,范晔之死,不像他笔下的东汉“党人”李膺、范滂那样,慷慨赴死,可歌可泣。

  《后汉书·党锢列传》是范晔著史的一个创举,文字之间,弥漫着浓烈的悲壮英概之气。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九月,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一百余人,被逮捕入狱,残酷处死,各地还有将近700人被抓捕,流放,处决,饱受摧残。《李膺传》载,李膺为官府追捕,乡人劝他逃亡,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坐等入狱,拷掠致死,世人纷纷流涕,誉之为“天下楷模”。

  而范滂之死,更令人气噎。《范滂传》载,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欲以“利刃齿腐朽”,被太监们视为眼中钉,在党锢之祸中被追捕,督邮吴导抱着捕人诏书伏床大哭,范滂听说,当即投案,县令郭揖扔下官印,要与他一起逃亡,他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临刑之际,他与老母诀别,白发老母慨然说道:“你有幸与李膺杜密等前辈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慷慨就戮,时年33岁,“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对照一下李膺、范滂之慷慨悲壮,与范晔之懦弱苟且,令人五味杂陈。或许史实如此,两位史家不过是秉笔直书而已。然而,古语云:“文以载道”;“言为心声”。一个作者的文字,总是在传达着作者的见解与品格。很难想象,塑造了李膺、范滂等光辉形象的范晔先生,其临难时的情形,与自己笔下的人物,相距了十万八千里。究竟是本来如斯,还是史册弄人,又有谁说的清楚呢?

  其实,若洞悉人性之复杂,这样的历史之谜,亦是人性之所致,不可能条分缕析,洞幽烛微。历史人物与历史著作,总是浮荡在历史空间里的两种存在。书前史,有所思;古为今,论曲直。后人追记前人之行迹,或许正是前人与后人之叠影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晔的形象,或许寄寓着《宋书》著者沈约的某些质素,也未可知呢!

  (20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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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01-17 08:2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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