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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含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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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在老保定直隶总督署前……

 

    (1)

    前不久去保定,从位于裕华路上的直隶总督署门前走过,远远就看见了“直隶总督部院”六个竖排隶书门额,以及黑漆金字大门联:“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州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这副名对的作者,一直是个谜,记得当年在保定读大学时,就曾与同学探讨过,大家也是一头雾水。有说作者是一位教授,也有说是一个师爷,讫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非有深厚国学素养与家国天下之广阔胸襟,不能撰此联。工整,大气,浑厚,既有排山倒海之气势,也有稳如磐石之根基。且看上联——“北吞大漠”,似闻北方大漠黄沙漫卷;翘首南天,“南亘黄河”,清代直隶疆域南抵河南兰封县,九曲黄河滚滚而过;中间河流纵横,西耸高山,东临大海,乃华夏千年之屏障也。如果说,上联说的是“地理”,关键词是“东西南北中”;那么,下联说的则是“政治”,关键词是“内外旁前后”,在漫漫云空里,浮现出清末两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身影,实施“治河、饬吏、练兵”三大要政,文武兼修,勋业累累,端的可歌可泣也。

    据介绍,直隶总督署,又称直隶总督部院,是我国保存完整的一所清代省级衙署,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清雍正八年(1730)经大规模扩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堪称清王朝的历史缩影。总督署坐北朝南,有大门、仪门、大堂等,共有建筑105间,素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终有清一代,这里一直是直隶省的军政枢纽,直到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寿终正寝,这里才宣告废止。

 

    (2)

    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清初设置的直隶省,疆域辽阔,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部分地区。总督,又称总制,始于明代正统六年(1441),明廷派遣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率兵征讨叛乱的麓川(今云南瑞丽)宣慰使思任发,史称“麓川之役”,“总督军务”之官衔,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其实,“麓川之役”是一场近乎失败的战争。战争从正统六年(1441)开始,至正统十三年(1448)结束,历时八年之久,王骥以总督军务身份,率军先后三征麓川,却始终没有擒获发动叛乱的傣族地方政权首领、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不得不以双方结盟草草收场,受到时论抨击。批评者指责他劳师靡财,损兵折将,以西南一隅而骚动天下。会川卫训导詹英上疏弹劾他指挥无能,掩盖败绩以邀功,博取殊荣,要求予以严惩,若不是专权的大太监王振从中庇护,王骥几乎要被朝廷问罪了。

    一场绵延八年、投入兵卒近30万的平叛之役,虽然暂时遏制了麓川政权的扩张野心,却导致将士喋血,国库空虚,礼部主事刘球上书指出:“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江南水旱相仍,军民俱困。”如此连番鏖战,其直接结果,只是产生了一个重要官爵:总督。

    回望这一历史细节,不免令人哑然失笑。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渐渐转身,渐渐成为尘迹,渐渐成为史册之中的一朵浪花,或一脉潜流。

    在明代,总督不过是个临时性军事官职,到了清代,则逐渐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诏谕曰:“直隶各省各设总督一员,驻扎省城。”此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贵州等全国15个省,先后设置了总督。到了雍正、乾隆年间,督抚制度日趋成熟,因独特的地理位置,直隶总督名列全国八大总督之首,称为“疆臣之首”,其排序如下: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

    清廷对总督的选拔,高度重视,正如雍正上谕所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谥,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从形式上来说,选择总督的途径有三:一是皇帝任命,二是廷臣会推,三是吏部简选。然而,所谓“会推”“简选”云云,不过是一点“民主”的花架子,此事就是皇帝金口玉言,亲自裁决。

    直隶总督的正式官衔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首任直隶总督,是河北任县人苗澄,不知何故,《清史稿》没为他立传,倒是记载了一则他受查处的逸闻:康熙十年(1671),天下大旱,18岁的年轻皇帝康熙下诏求言,请大臣们提意见,翰林院编修陈志纪慨然上书,开篇就说“天变易回,人事当修……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康熙命他将那些“营第宅,蓄倡优”的大臣据实奏上,其实,这已经近乎“难为人”了,同为朝官,如何一一指名道姓?岂料陈志纪再次上书,列名举报郎廷佐、张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许世昌、周有德等大僚的违制不法之举,他说:“民生之休戚,本于吏治之贪廉。而澄清吏治,亦无别法,惟是惩贪劝廉之二端。”他要求皇帝“择其尤者,立处分一二人”。这些人,都是封疆大吏,不好轻易动手查办啊!

    康熙帝年轻气盛,下令严查,两广总督周有德被撤职查办,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然而,周有德三年之后复起,授四川总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陈志纪因犯言直谏、忤逆皇帝,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置,被贬往宁古塔,后来死于贬所。这个结局,令他的老爹陈凝祉伤痛不已,他说:“纪儿狂瞽,不深思,轻议天下事。”

    陈志纪被贬之日,老父亲赶到通州为他送行。父子俩泪水涟涟,就此永别了。宁古塔,位于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是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也是重刑犯人发配之地。泪眼朦胧的陈凝祉想到了,在遥远荒僻的宁古塔,将有怎样的噩运在等待着纪儿呢?

    史载,对自己制造的这起冤案,康熙本人心知肚明,他晚年在召见陈志纪的堂侄、数学家陈厚耀时,似有愧疚之意,说陈志纪的清话满语说得蛮好嘛,“竟是一个真满洲”,并说他有你这个侄子,也算造化了,云云。陈志纪的名字,不见于《清史稿》,被他点名弹劾的十个封疆大吏,事迹也很少见于记载。这或许就是《清史稿》不为苗澄立传的原因了。至于他受到了何等处分,因史无明载,不得而知。

    实际上,苗澄只是清廷地方政体改革的过渡性人物,驻地大名(今河北大名县),称为直隶大名府,后来总督署移驻保定府,从此成为直隶省的政治中心。从雍正二年(1724),到宣统三年(1911),187年间,共产生直隶总督75人,99任次,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都曾驻锡此地,叱咤风云。

 

    (3)

    此刻,伫立在直隶总督署大门前,脑海中浮现的人物,首先是号称“晚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他的历史标签是:刽子手。

    记得从小读书,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嗜血成性,罪行累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大学,偶尔读了几篇关于他的文章,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吁!这样一个饱受唾骂的屠夫,居然是春秋先贤曾子的70世孙,6岁入私塾,8岁诵经书,14岁熟读《周礼》《史记》,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翻译印刷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四大名臣”,谥曰“文正”,世称“曾文正”。

    老实说,看着这一连串耀眼字眼,我感觉有些恍惚,一时间不辨南北了。后来,大学同学范国华、李延青等编纂了一部注释本《曾国藩日记》,煌煌三卷,我索来一套,虽然无暇认真研读,却也难掩心底回旋的膜拜之意。

    曾国藩的辉煌岁月,当然是创建湘军,绞杀太平天国。1854年2月,洪秀全麾下的太平军气焰正炽,定都天京,曾国藩率湘军倾巢而出,挥师东下。出师之前,他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指出太平军“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面对此惨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篇檄文,金声玉振,极具号召力,为日后击溃太平军奠定了基础。

    到了1861年,在湘军扫荡下,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溃败之势已定,天国军师洪仁玕发表《诛妖檄文》,以鼓舞士气:“天国永兴也,有无数之祥兆;而妖胡将灭也,有莫大之灾氛。”他号召天国臣民,“认天识主,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

    品读两篇檄文,令人不禁莞尔。历史车轮咔咔转动,总会送走腐朽,迎来朝霞。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终于被送进了坟墓。曾国潘因此声名大噪,威震清廷;而他遭遇的“滑铁卢”,则是在直隶总督任上爆发的“天津教案”。

    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上任后做了三件事:其一,以民为本,纾解民困,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对贫困者采取相应救济措施;其二,清理诉讼,依法施政,快速审结各类积压民刑案件,并制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其三,治理河道,排除隐患,清淤永定河,加固南北两堤,预防水灾发生。曾氏就任直隶总督只有一年多,其行政堪称典范,若非天津教案爆发,本可以大有作为呢。

    那是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案件,传言将矛头指向了外国修女与育婴堂,民众在激愤之下,杀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以及10名修女、2名神父等数十人,焚毁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国领事馆,引起七国领事强烈抗议。局势一触即发,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此案,决定处死8名杀人者,流放25名同案犯,并将天津有关官员充军发配黑龙江,赔偿损失白银46万两,派使团前往法国道歉。这个结局,引起朝野骚动,大骂曾国藩“卖国贼”,他百口莫辩,引咎辞职,将乱局留给了他的老部下——李鸿章。

    同年7月,李鸿章受命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据说交接时,老曾问小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咋办?”小李随口说出了三字妙诀:“痞子腔。”个中滋味,颇耐人琢磨。因成功调解此案,李鸿章随后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一时风光无两。而元气大伤的曾国藩,从此一蹶不振,一年后即驾鹤西行了。哀哉!

 

    (4)

    在直隶总督署驻扎最久的长官,是晚清名臣李鸿章,他曾先后3次受命出任直隶总督,任职达28年之久。他的历史标签是:卖国贼。

    李鸿章,号少荃,晚号仪叟,安徽合肥人,世称“李中堂”,晚清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清朝“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他为“东方俾斯麦”,而慈禧老太太则颂扬他是“再造玄黄之人”。

    李鸿章早年,不过是曾国藩的幕僚。1859年底,他进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李才高气盛,锋芒毕露,曾对他百般磨砺,促其成长,如逼他每日早起,诫其大言欺世,教其待人以诚,李后来回忆说:“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李鸿章的辉煌生涯,一是创建淮军,与湘军一起,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二是调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成为清廷左右风云之第一人。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内,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记得早年看历史纪录片,播音员总是咬着牙骂曰:“卖国贼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XX条约”,经常提及的,是《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而两个条约背后的历史事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是甲午战争,二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

    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岁在甲午,史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清朝仓皇迎战,最后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且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1895年3月,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身份,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方谈判,并于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则是在义和团遭遇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列强签定的所谓“和平协定”。条约签定于1901年7月25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在条约上签字画押,被历史记录在案了。

    最令直隶总督署蒙羞的,则是此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荒谬“审判”。1900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入侵保定府,总督李鸿章人在外地,传令“以礼相待”。11月6日,以英军少将盖司礼为首的侵略军头目,端坐在总督署大堂正中,下令将清廷护理总督廷雍、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五花大绑押进来,跪在堂下,用《大清律例》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统统斩首。这是保定直隶总督署历史上惟一一次“庭审”,却是一群外国悍将,运用中国法律,判处三名中国官员死刑。耻辱如此,夫复何言?——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当然难辞其咎。

    

    (5)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撒手尘寰,其继任者,是他的得力干将、北洋军阀袁世凯。袁大总统有两个历史标签:一曰独夫民贼(孙中山语),二曰窃国大盗(陈伯达语)。

    应当说,在晚清至民国的历史蝶变剧中,袁世凯是个不可或缺的要角。作为一代枭雄,其早年肯定野心勃勃,13岁那年,他曾撰一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数字,初步展示了他鲸吞天下之雄心。后来在被清廷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河南项城时,他也作了《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两句,可谓杀气浓烈,睥睨群雄。

    袁世凯与李鸿章,并没有师生之实,却不乏师生之谊。因为,在小袁的每一个危急关头,老李总是出面力挺。袁世凯早年政坛发迹,其实是在朝鲜。1884年,袁世凯率清军平定朝鲜“甲申政变”,引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却受到同僚的嫉妒与攻击,他被迫归国赋闲,以避风头,李鸿章却任命年仅26岁的袁世凯出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1890年初,已是朝鲜总督的袁世凯,受到朝鲜国王李熙与清廷大臣张謇、张佩纶等合力围攻,面临困境,李鸿章力排众议,支持他继续留任,并为他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四句评语,叹赏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辞世,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的不二人选。1901年11月,诏命下达,袁世凯正式履新。然而,他上任的地点,并不是保定总督署,而是高阳县衙。11月27日,他在高阳县衙“牧爱堂”,接过了直隶总督关防大印,此后——袁世凯督直十余年,靠编练新军起家,终于炼成了一枚“窃国大盗”,一个寿命只有83天的“洪宪皇帝”。

    此刻,伫立在老保定直隶总督署门前,思绪绕梁,云烟漫卷。俗语云:往事如烟;然而有时候,往事并不如烟。

    (201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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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01-09 11:58         【举报】
往事如烟;然而有时候,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