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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含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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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听闻了古墓里发出来的殷殷叮咛之声……

           ——《史海殷鉴录》自序

  

    (一)

    当我接到撰写这本书的任务时,至少沉默了五秒钟。与其说那是沉默,不如说是发呆。因为,面对这个书目,我感觉内心有些摇晃与纠结,一时间不晓得如何落笔呢!

    那是去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暑气弥漫,河北大学出版社邓一鸣师弟来到了省城,我们相约来到育才街上的那家长春菜馆,点了两碟小菜,一碟猪头肉,一碟花生米,吱吱啦啦喝了两杯老酒。在此之前,我因为痛风,已经数次宣布戒酒。可是,师弟来了,怎能没酒呢?我想,这就是许多人一再宣称戒酒,也总是难以落实的原因吧。正是这次小聚时,一鸣师弟向我交待了这项任务,说是为了配合时下反腐倡廉大趋势,撰写一部有关历史镜鉴类的书。他并带来了一册编校本复印书稿,是清代学者尹会一编纂的“三鉴”:《君鉴录·臣鉴录·士鉴录》,说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本来是“四鉴”,还有一卷“女鉴录”,编者考虑到内容“封建糟泊较为突出”,删除了。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清代学者,河北博野人,雍正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平生尚实行而薄空言,重身心而轻文字。为官之余,著述不辍,后人汇其所著为《尹健余先生全集》。据编纂者介绍,尹先生这部书,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基础,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独具鲜明特色,一是对材料作了有针对性的选取组合,并分别标上概括各篇主旨的标题,二是对每个单独成篇的文字作了较为中肯的有启发意义的按语,全书为人们重点提供了中国历代“君”“臣”“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方面的可资借鉴的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

    我翻开《君鉴录》浏览。该卷分为四部分:立政类;用人类;纳谏类;儆戒类。“立政类”截取了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和帝刘肇、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后唐明宗李嗣源等等,一系列历代君王的“仁政故事”。该卷由两个“汉唐故事”开篇:一是汉高祖刘邦率十万大军攻入咸阳,招来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百姓闻之欢欣。二是唐高祖李渊率军攻克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尹先生评论说:“三代以后,统尊汉唐。观其开国之初,先除苛禁,约法三章与约法十二条,后先相望,民悦解悬,享祚之永有以也。”

    捧读该书,内心颇感惴惴。如此“以史为鉴”,形如“贴标签”,未免轻飘飘简单化了些。譬如“立政类”第一篇命题:“汉高祖刘邦等以仁爱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著称于世的秦末楚汉战争,刘邦与项羽龙争虎斗浴血奋战达四载之久,哪里是一句刘邦“仁爱”就可以“得”天下啊!读过太史公《史记》的人大约都晓得,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刘邦的那副“政治流氓”嘴脸,还是很鲜明生动的嘛!——我因此有所感矣!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知人论史”,窥其一般,不及其余,简单化地贴标签,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呢。这种只言片语组合而成的“语录体史鉴”,或闪光耀亮,或湮灭黯淡,不过是一“点”而已。所谓“历史科学为现实服务”,并不宜按照意识形态色彩之浓淡来皴染历史,排列组合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因为,不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历史人物的兴衰本源,把握朝代兴衰的客观规律,怎么可能达到“以史为鉴”之目的呢?


    (二)

    关于“历史镜鉴”,有一句名言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语出荀子·哀公》,孔子告诫鲁哀公:“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初唐宰相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引用了这句话: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经过这两位古代大腕的“炒作”,“载舟覆舟”之说才成为后世的经典之论。

    所谓“镜鉴”,一曰“镜”,二曰“鉴”。先说“镜”,镜子也。按照一般的分类,所谓“镜子”,约略分为近视镜、老花镜、太阳镜、多菱镜、哈哈镜,等等。近视镜可以矫正视力,老花镜可以帮助视力模糊的老年人,太阳镜可以防止光线对眼睛的伤害,多棱镜则注入了冷加工工艺,人们借此可以窥见影像重叠光怪陆离之视界,而哈哈镜则纯属娱乐之利器,表面凸凹不平,人与物在镜子里面貌扭曲,奇形怪状,让人忍俊不禁。我喋喋不休罗列这些,其实是想说,在我们倡导“以史为鉴”之时,这面“镜子”究竟如何,还是应该有所讲究的。近视镜、老花镜,自应因人而异,因人而宜;倘若注入“冷加工工艺”,将史事弄成“多菱镜”,或者扭曲原貌,把史实弄成“哈哈镜”,则为害甚大矣。前者足以毁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知,而后者则会搞成笑话,全民娱乐,天地间响彻一片哈哈之声。戏说历史、娱乐观众,历来是娱乐界“圈钱”之法宝,那些艺界大腕们对此趋之若鹜,当然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金钱能使鬼推磨嘛。古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虽然稍显绝对,毕竟是古人对冷酷势利世事之概括,在今天这个权力至上、金钱万能的时代里,更是一条恒定不易的“通行法则”,呵呵!

    再说“鉴”,其基本含义,一曰照,照亮,照耀;二曰察,观察,审视。引申一下,品鉴鉴别鉴赏借鉴,等等,就是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的直观认识,进而达到理性认知与鉴别之目的。以其见闻,融其睿智,洞见世事,洞鉴历史。所谓“鉴”,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认识世界,“我见了,我看了,我晓得了”;而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我见了,我想了,我明白了”。这里的所谓“明白”,至少要得出几点感想,受到几点启发,总结出几条经验与教训——惟其鉴之,方可知之,也才能有所借鉴,有所收获。

    由此可见,“历史镜鉴”之要,在于窥全豹,探真知,以古鉴今,继往开来。孔夫子提出“载舟覆舟”之论,可谓高屋建瓴;魏徵撮其要害,并以此警诫唐太宗,堪称耳提面命;而唐太宗不以为杵,视其为“镜”,经常拿来洞照自己,不失为古之明君也。这些古代先贤眼里的历史与现实,无疑是立体的,多面的,姿彩纷呈的。因为,只有全面的观察,深刻的总结,触及灵魂的领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规律之结论,总结出警示世人之经典。任何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都是难以窥知历史本相,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耗尽毕生心血,“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息”,总结过往历代王朝治国之经验教训,编纂《资治通鉴》,全书浩浩294卷,300多万字,宋神宗赵顼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此而命名,堪称古今镜鉴集大成之巨著。镜鉴之事,可谓大矣!


    (三)

    按照我的理解,要知“一般”,必窥“全豹”;换言之,没有“全豹”,何来“一般”?我这里说的“一般”,并非“窥一斑而知全豹”之“一斑”。此“一般”非彼“一斑”也。古人“管中窥豹”,见到“一斑”,便跳跃欢呼:偶见到豹子啦!然而,那究竟是“一斑”,而非“全豹”也。我们不妨由“一斑”上升到“一般”,实现一次“由表及里”的飞跃。所谓“全豹”,即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一个人之本相;所谓“一般”,则是指对事物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在得窥“全豹”的基础上,才能谈到“一般”,达到“以史为鉴”之目的。所谓“史鉴”,“史”与“鉴”并列,“史实”与“镜鉴”相得益彰,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史实乃镜鉴之基础,镜鉴乃史实之总结。写作伊始,我给自己定了三个标准,即“三性”: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三者融会贯通,方能触类旁通,启迪人生。一本史鉴类图书,倘若没有丰富而凝练的史实作基础,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犀利而深刻的思想做先导,就会成为不痛不痒、哼唧磨叽的温吞水;而没有引人遐思的可读性做羽翼,也会像孔夫子当年指出的那样:“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如果说,这个寻觅“一般”之路,并不一般的话,那么,整个“窥豹”过程,则更加辛苦。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票友”而言,就更其艰难。因为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与积淀,要做到汇百川之细流,以知古而鉴今,可谓难矣哉。我给自己定下两个基调,一曰“穿越历史”,二曰“穿越人性”。所谓“穿越历史”,就是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管窥”他的时代,弄清围绕着他而展开的那一段历史的波谲云诡,风雷激荡;所谓“穿越人性”,即是对古今人性之“历揽”,人无分今古,不论南北,其言其行,均具备基本的“人性”,无论是在鲜血漂杵的历史大动荡中,还是在吱吱作响的历史夹缝之间,都荡漾着人性之光,闪烁着人性之美与丑。要实现“两个穿越”,《二十五史》与《资治通鉴》是必读的,其他野史与传说,也要尽量搜求寓目,尤其那些栩栩如生的历史细节,正是人性肆意飞扬之处,不经意间忽略过去,就等于顺便放弃了一段精彩,殊为可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刘知几所说的“小录之书”,就是那些“稗草野史”,虽然不免荒诞之处,却最为鲜活生动,最易“由小见大”呢。总之,在寻寻觅觅的“窥豹”过程中,品味人性之美,鉴别人性之恶,犹如流连在绚烂花丛与沸腾深渊里,那种欣悦与愤怒,昂扬与低徊,心花怒放与捶胸顿足,正是诵读历史诗篇之时而萌生出来的心灵体验,真是令人一咏而三叹息也!

    譬如,商王朝的缔造者商汤履先生,就颇具仁爱之心,他看见郊野四面都张着罗网,以捕捉禽兽,就很生气,说这是要把禽兽断子绝孙吗?当场下令“去其三面”,为禽兽们打开了“逃生之门”,并祝祷说:你们呀,想往左的往左,想往右的往右,寻找你们的生路去吧!人们颂扬说:“汤德至矣,及禽兽。”此言此行,既是德音,更是人性。古来成大事者,无德不立,没有人性,绝难成功。因为,天下人心之所向,是连上帝也改变不了的神力呀!

    如,五代宰相冯道先生,身处那样一个癫狂动乱时代,鲜血汹涌淫九州,城头变幻大王旗,他居然玩得溜溜转,一生高官厚禄,逢迎拍马,历事四朝十帝,这样一个政坛“老油条”,却以厚道处事,危难时刻,总是力所能及保护老百姓,契丹人占领中原,他大拍契丹太宗耶律德光马屁,却借此保全了中原百姓,避免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受到时人称颂,却遭到欧阳修司马光等大佬严厉抨击,欧阳修说他是“无廉耻者”,司马光骂他是“奸臣之尤”,呵呵!冯道就像一面历史多棱镜,是耶非耶,难以论定;毋宁说,在他身上飘荡着浓烈的人性,美与丑,善与恶,黑与白,交织融合,丝丝缕缕,难以厘清。


    (四)

    尽管写作过程历尽艰辛,而追踪先贤足迹,领略古人风采,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每当岑寂时刻,静思凝神,浮想联翩,仿佛听闻了从遥远古墓里发出来的殷殷叮咛之声……

    商汤发动“鸣条之战”,消灭暴君夏桀,视民如伤,励精图治,说告诫百官:“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他说,你到水边照一照,就能看清楚自个儿的嘴脸;你到老百姓中间听一听,就能知道自己为政究竟如何了。不要整天夸夸其谈吹牛皮,要深入民间看得失。不得不说,商汤的这些英明论断,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箕子先生看见商纣王用象牙筷子吃饭,忧心忡忡,叹息不已:“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他说,纣王现在制作象牙筷子,将来必定制作玉杯,还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己有,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也必将从这里开始,国家振兴无望了!箕子见微知著,预见了纣王的可悲下场,其强悍逻辑,至今滴沥有声。

    周厉王姬胡面对批评,强力“弭谤”,弄得天下万马齐喑,道路以目,召公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说,人有口便要说话,而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当政者哪里好哪里坏,都能从万众之口中省察出来的。召公之言,堪称振聋发聩;

    郑国丞相子产先生,面对“毁乡校”之喧嚣,坚决主张“留乡校”,听民声,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主张把“乡校议论”当作“良师”与“良药”,认真听取,以检验执政之得失,纠正失误与错误,凡是老百姓喜欢的,就继续贯彻执行;凡是老百姓憎恶的,就坚决加以改正。他警告说:听听百姓议论,从中找出执政者的毛病,及时加以改正,有嘛不好呢?干嘛非要弄到天怒人怨,无药可救的地步呢?应当说,子产先生的“群众路线”观点,实在是郑国之福啊!

    汉武帝刘彻号称雄才大略,一生大有作为,晚年却昏聩不堪,弊政迭出,导致惨烈的“巫蛊之祸”,后来悔悟,颁布了一道《轮台罪己诏》,把自己痛骂一顿:“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并说,我从前愚昧,被那些巫婆神汉欺骗,干了不少蠢事,“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武帝这种反躬自省,痛扁自己的做法,可谓稀世之音,尽管两千年过去,依然言犹在耳啊!

    这些年来,“以人为本”的口号响彻云霄,鲜为人知的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却是古代政治家管仲先生,他在《管子·霸言》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倡导“民本思想”,辅佐齐桓公小白开创霸业,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家底殷实了才能讲究礼节,肚子吃饱了才能追求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了,江山才会稳固。他告诫小白:“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国君下达的政令,就像流水之源,只有顺应天下百姓的意愿,才能源远流长,其为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老百姓喜欢与否!

    初唐名相魏徵,直言极谏,其忠悯之心,苍天可鉴,先上《谏太宗十思疏》,以“载舟覆舟”之论,告诫太宗居安思危;再上《十渐不克终疏》,列举太宗“十大罪状”,警诫他说:“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作为执政者,须时刻心怀怵惕,“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因为,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正所谓:“天作孽,尤可恕;人做孽,不可活。”太宗皇帝被如此叱责,一不急,二不恼,还甘之如饴,“手诏嘉美,优纳之。”君臣同心,其利断金,上下联动,共襄盛举,“贞观之治”之盛业,永载史册矣。难怪魏徵死后,太宗非常悲伤,感叹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他把魏徵比作一面镜子,说自己经常拿这面镜子照一照,来镜鉴为政之得失,如今魏徵死了,这面宝贵的镜子消失了,惜哉痛哉!……

    书尽千百言,难拟古人心;举首向明月,尘世传福音。唠唠叨叨写完这些字,这项粗疏的工程,就算基本竣工了。期间的酸甜苦辣,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最后要强调的是,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冀望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正。

    2017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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