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中午，正在厨房忙乱地准备过年食品，不经意间一抬头，看到窗口外边多了一辆红色面包车。

车身上有广告，说明着这车主人的身份。心里想着这是谁家的车呀，也不知道楼上哪位邻居是做这种生意的。虽然已经搬到此地居住快五年了，但平时很少接触楼上的邻居们。再加上近半数住户不在这里居住，空出来的房子又经常换租户，所以就更加对不上号。前些日子居委会打电话说我被邻居们“选为”“楼长”了，我很诧异，跟居委会说我不认识几个人，他们怎么选的啊？居委会给的答案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告诉他们恐怕自己胜任不了，请他们换人。他们问我换谁，我一个名字说不上来，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所以一直还纳闷着。

儿子吃过饭去上班，走到外边打来电话说，那车是要债的，车左侧竖着块牌子，跟一个什么人要所欠货款，问是不是楼上的邻居。我们也说不清，车牌照号一并写在那里，车就停在楼底下。

其实直到这时，我也没大往心里去，想着可能是结不了账，过年给对方施加点儿压力，或者寒碜寒碜对方。没想到半下午的时候，我正要下去倒垃圾，看到窗外多了一些穿警服的人（没注意看他们是不是胸前佩戴着警号），开始还以为是小区的保安。拎着垃圾袋子出去，警察们使劲拽门－－楼宇门锁着，任警察们怎么拽都拽不开，其中还有一位不知是邻居还是串门儿的妇女，也跟着一起咣当。我从里边开了门，问他们找谁，警察没说话，直接朝里走，边走边嘀咕：是不是从这里上去啊？

扔掉垃圾朝回跑的时候，才看到楼顶上有人，是在旁边的单元。有人嚷嚷说，只能从那个单元上楼。这时警察们一拨一拨赶过来，消防车紧跟着也开进来了。我就有些愣－－楼顶上的人一直在打电话，但表情也不能说不淡定－－是谁给警方打的电话啊？他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

天太冷，不敢在外边站着（此时气温零下五六度）。我跑回屋，从窗口里望着。警察越聚越多，警戒线也拉上了，又有消防车闪着灯急驰而来，武警战士们跳下车紧忙活－－竖起扶梯，给气垫充气。没看到也没听到是否有人上楼或者朝楼上喊话，只看到警察们挨门问停在楼下的车都是谁家的，请各自挪走。警察中的一个在拍照录像，另外的三五一拨，分了好几个地方警惕着楼顶上人的动作。像极了电视画面。可我总有些恍惚，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不可呢？或者说是有意摆出这种激烈的姿态？动用警力和消防力量（当然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浪费公共资源，不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吗？又一想也就释然：既然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了，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或者社会的什么了。再想还是不大对头，我想采取此种方式要债的人多半儿不会真的想死－－因为我们知道，真想死的人，是不大会到处宣扬自己要死或正在实施自戕的，除非他还对生命有所留恋－－他的目的还是把钱要回来。追债无可厚非，可以此要胁社会就不大理智甚至违法了。

因为有对方车牌照号，而且那辆车就停在单元楼下，所以找这家主人还是不困难的。虽然人不在这里住，但听说他每天都到这里停车。跟车找人很方便，到交警队调出资料一看便知。再者，物业那里有所有住户的联系方式，想必很快就能把车主找过来。

年底之前，不说别的，上访的人数大大增加。当然有一部分是真有问题需要解决，或者真过不去年的，但其中也不乏凑热闹或者什么什么的。在维稳的大前提下，政府部门一直在控制上访量，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而不是哪儿溢了哪儿堵，这是政府要求的最佳状态。但现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有问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政府，就是上访。中国的事有时候真不好说，像这种债权债务纠纷，本来是应该走法律程序的，却也如此这般。还有很多用工单位的劳资纠纷，正常渠道是走劳动仲裁，却也都挤到信访部门，最后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干预。

小区很大，平时人很多，但离年这么近了，回老家或者回老人家过年再或者外出旅行过年的已经走了，所以小区里明显清静了许多，往常停满小区的车辆此时少了大半。此刻出来看热闹的人，大多是没事可干的大人和已经放假的孩子。有路过的人打探了消息，就说那车也20多万呢，该人家钱给人家，干吗要欠着？现在谁也不容易！听到的人大多一个想法，但这说法和这想法都极其天真。如果说所有人都遵纪守法，就不会出现不安定因素了。再者，各种经济活动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错综复杂勾勾连连的关系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和谐。所以，不了解情况是不好一概而论的。今年国家着力整治恶意欠薪，有点儿良知的或者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的已经收敛许多，违法风险成本加大抑制了一部分人的贪念。好像听说本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恶意欠薪的（大概特指建筑行业），一律取消其建筑施工资质。想想那些恶意欠薪的人在人格与良知方面一定有缺陷，不然他们好意思欠着那些做着最苦最累最基础的工作又挣着最少薪水的人的工资吗？我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但凡有丁点儿办法，就不会出来做这种极具风险还可能拿不到半点儿薪水的工作。大冬天的，他们抛家舍业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一分工钱拿不到，不说对他们自己辛苦的付出没法交待，就是对在盼了一年的亲人们也没法交待。

我在屋里边收拾边思绪飞腾，不知道警察们是不是会用什么办法促使对方放弃涉险，听说政府已紧急招集相关部门协商。天黑了，警车消防车上的灯一直在窗口闪着。外面的世界是那样芜杂，我哗地拉上窗帘，把那份让人心悸的嘈杂与险恶挡在窗外。

警察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应该是很平和地解决了。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第二天中午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在艰苦中成长的孩子－－因为忙乱，虽然电视一直开着，也只是偶尔抽空瞟一眼，所以看的就只是片断。好像是美国吧，经济危机使得那些跟着找不到工作的家长四处流浪的孩子们品尝着极度的艰辛。电视画面上一个大人在问孩子晚上有没有饭吃，结果大多数孩子们都说没饭吃。那人又问不吃饭的感觉，一个孩子说没办法，只好睡觉，睡着了就不感觉饿了，可睡不了五分钟又饿醒了。另一个孩子说自己的胃就像个黑窟窿，一直在那儿嘀嘀咕咕。另一个女孩儿的说法让人掉泪，她说都怨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父母就没有这么辛苦。看了这些，我突然感觉人口和经济就是一个带着强大磁场的无底洞，旋转着把人们的好日子和希望吞噬掉。往年到这个时候，物价也涨，但没今年涨得这么邪乎。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青菜就涨得离谱了。以前稀烂贱的苹果，今冬都超过10元一斤了。服装更是吓人，一件平平常常的羽绒服都在2000左右，好一点儿的就三五千，比我们一个月的工资都高。什么都在上涨的时候，只好窝在家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人们的幸福感在这个春节来临之际大打折扣。

萧条尽处可见。初一中午吃过饭想出去转转，儿媳说公园有花卉展，不知道开不开门。我想之前有一年春节公园搞过一次，初一开门了。想着公园不开门，还可以去近旁的影院看场电影，电影院应该开门的，它是最基本的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结果我们跑去一看，公园花卉展要到初二才能看，电影院干脆就没开门。大失所望的我们只好绕着公园湖堤走了一圈儿，权当锻炼了。走到公园南门，离老远就听到佛教音乐声，想着不可能是公园的背景音乐，但又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儿媳看着刚刚走过去一个着黄袍的僧人，猜测说可能是他身上带的吧？

出了南门，音乐声渐大，我们这才找到音乐的来源：一个老人守着一个摊子在放，摊子上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小录放机，一个装钱的盘子，还有一些书本纸张。老人在背景音乐下冲着路过的人说着吉祥话，乞讨。我走过去放下一点儿零钱，鼻子突然酸酸的：都是过年啊！

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